本报特派记者 吴艳霞

　　两会观察

　　缩小贫富差距成为热点话题

　　在全国“两会”上，“和谐社会”成为代表和委员们提及最多的词汇，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言献策成为此次“两会”的最大亮点，缩小贫富差距则成为热点中的热点。

　　从我省的赵燕委员提案，到高校教授以及社科院研究员和行政官员大会上的书面发言，都体现出代表、委员们对“贫富差距”问题的关注和思索。许多委员用一些现实的调查数字来说明：在社会财富高速增长的同时，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享受改革成果的机会并不公平，由此产生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矛盾也日益突出。他们为消除矛盾提供了思路。

　　赵燕委员提出，贫富差距的原因，“一是由行业或部门垄断所形成的收入差距。一些带有垄断性的行业，依靠在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二是管理上的漏洞和腐败等导致的收入差距；第三，在我国劳动力总体供大于求的市场条件下，企业利用其市场竞争中的强势地位，压低工人工资水平和应有的福利水平，提高剩余占有率，也是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合理拉大的重要原因。”

　　“对如何建设和谐社会的关注将会是热中之热。这将关系到未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走向，将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已参加过6次政协会议的萧灼基与众多委员代表沟通后做出了这一判断。围绕“和谐社会”这一问题，萧灼基准备了两份提案，一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二是向高消费者征收特别消费税，希望以此缩小贫富差距，消除社会“不和谐音”。

　　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社科院终身研究员瞿世镜委员则提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可以协调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然而我们所面临的局势，却是城乡、地区、贫富三大差距持续扩大。”他指出，政府以往干预不当是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首都经贸大学副校长郝如玉委员给缩小贫富差距开出的良方是“发展基础教育”。

　　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指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需要始终将改善百姓生活放在首位，并以此为核心尽快重建政绩评估体系，多管齐下地理顺收入分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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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会”热议传达出一个共识：“和为贵”，“兼相爱”。古圣先贤延续了数千年的理想，正在由全社会公民的努力和探索，消除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在中国变成现实。

　　调查数据

　　中国贫富差距处在社会失衡临界点

　　赵燕委员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贫富差距表现为三种情形，一是城乡收入差距。199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47：1，2003年扩大到3.23：1。二是不同阶层、行业、职业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收入最高与最低的行业人均收入比，1998年为2.35：1。呈现两极：一极是所谓“新富阶层”，包括私营企业家、文艺体育界明星、外企高级雇员、房地产开发商、知名经济学家、律师、仍然在位的以权谋私的官员等；另一极是不得温饱的农民、贫困线以下的城市下岗失业职工，劳动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差的其他弱势群体等。三是地区之间收入呈东高西低特征，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2年与1980年相比，东部地区市民人均收入增长与西部地区比，高低相对差扩大了1.88倍,绝对差扩大了32.04倍。

　　瞿世镜委员则引用了一个调查数字：据联合国2004年报告，中国2001年基尼系数0.447，最穷的1/5人口占总消费4.7%，最富的1/5人口占总消费50.0%，贫富比差为10.7。中国贫富差距已明显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据中国社科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465，2005年逼近0.47。《光明日报》2004年8月17日发表文章，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调查，中国内地基尼系数已高达0.53或0.54。基尼系数0.4是社会失衡临界点，0.6是社会振荡临界点。他说，“把基尼系数降到0.3～0.4区间，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的当务之急。”

　　建言献策

　　为缩小“贫富差距”开良方

　　提高个税征收起点

　　赵燕委员提出的建议是，首先要完善税收制度。提高个税征收起点，体现公平税负的原则，尽快修订《个人所得税法》；实施“阳光工资”。将各种资金、福利全部纳入货币化工资，实行完整的货币化工资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施保范围，建立健全包括社会失业、养老、医疗、工伤、生育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清除垄断政策。加强法制建设，强化对非法收入的打击力度，尤其要严厉查处严重扰乱市场公平秩序、违法侵害群众利益和国家财产的暴富阶层，并全面解决“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的过度干预问题；完善就业政策等。

　　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基石

　　郝如玉委员给缩小贫富差距支招，认为“促富治贫”的重要手段就是发展教育。因为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平等。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他们曾成立专门课题研究小组，对我国贫富差距及解决手段做课题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缩小我国贫富差距的手段是教育而不是靠税收调节。郝委员提出，中小学教育应该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中占有优先权，应该优先投资于有较高回报率的小学和中学教育，必须解决我国教育的缺位、错位、越位问题。“而当前解决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瓶颈关键在于全面普及义务教育。”

　　建立合理收入分配机制

　　瞿世镜委员则认为，应当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缩小城乡、地区、贫富三大差距。他认为，重要是要解决政府干预失当。应该解决的问题包括以行政命令方式产生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城乡户籍造成的二元结阻碍了城乡经济融合、人口融合和空间融合问题、权力寻租导致的官场腐败和权力资本化问题等。

　　他提出，应该以制度建设来构建和谐社会。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前提下，以制度安排解决三农问题，比如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民工制度。同时，他还提出，要理顺财政体制，改革税收体制，增加公共投入，从制度入手反腐倡廉，加强爱心工程等措施。

　　重建政绩评估体系

　　索丽生委员提出，首先，应该尽快确立新的政绩评估体系，把低收入家庭的生活保障、公共卫生等方面作为衡量政府政绩的核心指标；第二，尽快确立合理、公平、共享的收入分配原则。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是促进社会和谐的政策基础。现阶段收入分配存在的初次分配不合理、再分配缺乏力度与公平、第三次分配几乎没有格局，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第三，尽快提高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促使初次分配趋向合理化。

　　记者调查

　　靠救济生活的小时工

　　调查对象：王女士

　　身份：小时工享受低保

　　住址：石家庄市桥西区

　　仅40多岁的王女士看上去显得非常苍老，丈夫瘫痪8年了，没有纳入医疗保障体系，无钱住院，在家卧床简单服药。家庭享受的低保只能维持日常的简单饮食。王女士没有固定工作，靠做小时工每月收入300元-500元，全家住在上辈留下来的1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儿子正在上初中，衣食起居包括学费，都是70多岁的爷爷奶奶供给。家里惟一的电器是一台电视机，结婚时买的。

　　王女士经常会接到亲戚送来的旧衣物和日常用品，吃喝穿不用发愁，但是，不敢想像老人过世以后怎样供孩子上学，不敢想象丈夫下一次病情严重时去谁家借钱住院。

　　王女士住的小区离繁华的中华大街仅有几步之遥，然而，走进她那简单的散发着霉味的家里，有种隔世之感。她说，也看见人家有车、有钱的人进出灯红酒绿的地方，连羡慕都没有过，那离自己的生活太远。

　　家资千万的地产商

　　调查对象：刘先生

　　身份：地产商，出入奥迪A6，家资千万以上

　　住址：在石家庄有三处高档住宅。

　　刘先生不认为自己是有钱人，因为他周围很多人比他更富有。他刚刚在郊区买了一座山进行开发，认为将来升值潜力很大。刘先生觉得挣钱非常容易，除了地产，他还在装饰、商业领域做经营。每年全家要出国旅游一至二次，孩子正打算送到国外学习，除了工作，他更看重生活的质量和身体的健康，他经常会在高档的咖啡屋、茶馆谈生意，是保龄球馆会员，喜欢与一些商界朋友边打球边聊天的交流方式。

　　他经常会做些善事，看见报纸上、电视上有贫困孩子上不起学，他会非常慷慨，做这些事他从来不留名字，也不求回报。

　　刘先生一再强调他不是富人群体，他认为富人不安全，报上一些仇富引发的恶性案件常让他提心吊胆。他非常希望让那些底层人也富起来。对“和谐社会”的提法，他表示大力拥护。他说，会尽自己的努力去为“和谐”做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