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研究反腐败工作的。最近上新华网，看到一个《反腐败为什么反得这么狼狈》的贴子，贴子全面质疑了我国现今的反腐败工作。初看似乎有点道理，但仔细一琢磨，发现有很多漏洞。我是一个好争论的人，也想就这个问题说一、两句。

　　腐败是世界性的问题。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也有；资本主义国家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就连一直排在透明国际最廉洁国家前列的挪威、瑞典，最近也出现了引起轰动的腐败事件。挪威国营的石油公司总裁为在伊朗开办企业采取行贿手段。瑞典国家酒局90多名职工接受供货商的贿赂。更不用说美国、法国这些经常出现腐败问题的国家了。前几天，我读了法国“反腐斗士”埃娃·若利女士在中国出版的《我的反腐败经历》一书，书中披露了法国反腐败的一些问题。若利女士说，在法国，政府高官享有大大小小的政治豁免权，有点像中国古代的“刑不上大夫”制度。政府高官一旦腐败，很难被追究，问题即使很严重，大多也就是辞职，很少被判刑的。法国有许多预审法官由于对现行司法制度的厌倦和在反腐调查中的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感到法律制约不了政府高官，最终知难而退，离开原职。可见，反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难题。我说这些，是想说明，腐败这东西是个癌细胞，在任何国家和社会都会产生，也象癌症一样，一旦患上这种疾病，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治好的。对患上这种病的人，要多呵护，少责备，更不能打骂。可我们有少数网友，在谈论腐败问题的时候，情绪性地发泄多，理性地提建议的少。甚至有个别人拿腐败问题说事。还有人骂政府的反腐败是唱高调、玩假的。我不是政府官员，但凭我研究反腐败工作15年的经历，我敢说，我国这几年反腐败的力度是很大的，效果也是明显的，不承认这一点，不公平。有个省曾对反腐败成效作过问卷调查,对反腐败满意和比较满意的人还是占多数。这说明政府反腐败的决心和成果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

　　我也到过国外，像中国这样有组织、大规模反腐败的声势，在世界上是少有的。我们每年查处的省部级领导干部10多名，对腐败分子的惩处也很严厉，杀了不少腐败的高官，大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小到科员不都因腐败被枪毙了。我们对干部的要求也较严格，有些事在西方不算问题，但在中国却是绝对禁止的。在西方，官员在生活作风上闹点名堂、赌博甚至嫖娼，是不会受处分的，可在我国却不行。如果嫖娼，要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我们反腐败力度大，对腐败问题处理也比较严，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腐败呢？我国正处在转型时期，各方面发展较快，相应的体制机制制度还不够健全，漏洞多一些，腐败也就自然多一些。这个过程，任何国家都经历过，美国也一样。20世纪50、60年，美国经济起飞的时候，腐败问题也很多。我们现在出现这样那样群众不满意的问题，有许多并不是腐败问题，但大家把它算到腐败的帐上了。什么是腐败，按照世界公认的观点，用公共权力来谋取私利才是腐败。如，利用审批权、司法权、干部人事权等权力谋私，也就是指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可有些人把腐败当个筐,什么东西都往内装。把经济领域里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房屋面积缩水、虚假广告、虚假彩票等违反诚信原则和市场秩序的行为，不守信用、服务态度差、形式主义等工作作风和封建迷信、人情淡漠等消极现象以及黄赌毒等社会丑恶问题，都归结为“腐败现象”。如果除去这些，真正严重的腐败问题就不是如一些人说的那么多了。这几年，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仔细阅读了中纪委的全会报告。每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处分10多万党员干部，但这里面可称为腐败分子的人是极少数。2004年在受处分的党员中，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的4700多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十万分之七。大部分的人是因违反计划生育、财经纪律、责任事故和吃拿卡要等行为受到处分，可他们并不是腐败分子。处分10多万人，说明对党员干部要求严。

　　有些人之所以感觉到现今的腐败问题很严重，除了把腐败这个概念泛化外，也与他们获得腐败信息的渠道有关。2003年，有个省就“您和您周围的人感受腐败的渠道”作了一个专题问卷调查，结果是13.92%的人亲身经历过腐败；54.3%的人从国内书报、3.9%的人从境外媒体上感受到腐败很严重；13.87%的人听别人说腐败很严重；12.536%的人说不清。由此看来，亲身经历腐败的人是少数，绝大多数人是听媒体和别人说的，这值得我们深思。我写这个帖子并不是为中国反腐败唱赞歌。在我国的某些地区和部门腐败问题还比较突出，反腐败工作也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收入申报流于形式，腐败洗钱问题很严重等等。我之所以写以上一点文字，只是觉得反腐败关系天下的太平，需要我们更理性地对待它。而且反腐败工作本身又太难，腐败天然就有隐蔽性、对抗性、反调查等特点。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很不容易，我们应多鼓励他们。这就如打仗一样，前线的人在那里出生入死地反腐败，后方的人还说风谅话，这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