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招指标分配确有地域失衡

　　九大高校负责人热议高招公平，表示短时间内改变现状很难

　　本报讯   “本科生招生应该与研究生招生一样，全国统一分数线。”谈及高校招生指标各地不均衡的问题时，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表示。

　　昨日，针对全国政协委员李文志“高招指标分配不能地域歧视”的提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9所著名高校的负责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招生指标确实存在各地不均衡的现象，但短时间内很难改变。

　　“上海市对复旦的支持非常大，所以复旦在上海的招生人数相对要多一些。”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坦言，高校在一定的自主权限内，一般都会优先考虑高校所在地。不过，相关高校也表示，高校指标分配是否公平很难用一个绝对的标准来衡量。

　　“按照人口比例来平均分配就叫公平？”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王大中认为，虽然各地招生指标不均衡的情况客观存在，但公平的问题也不能极端化。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也不赞同李文志的观点，“那样的话，沿海地区、教育发达省份的学生都能考上北大，而西藏、青海等西部地区的学生就非常困难。”

　　许智宏认为，这也会导致另外的一种不公平。对于缩小高招指标分配地域差别的问题，许智宏和王大中开出的“药方”是，必须要对高考进行改革。“不能以一张卷子来衡量一个学生。”王大中表示，可行的办法是对学生面试。

　　但对每个学生进行面试是不现实的。“教育行政部门运用宏观调控，调节全国各地的招生指标。”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认为，这样会尽量公平一些。

　　专访之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

　　高招指标分配不可能绝对公平

　　许智宏认为在高考改革之前，只能维持现状

　　新京报：北大招生指标是怎么确定的？

　　许智宏（以下简称许）：北大的招生指标我们自己制定的，多少年来一直延续下来面向全国各省、市、区，每年都有一个不大的调整。

　　新京报：分配的名额是依据什么？

　　许：我们的分配是根据各个省的人数比例，当然也有历史上的原因，对教育发达的省份我们会适当多一些。在我们没有更好地高考改革方案之前，我们只能这样保持，不可能绝对公平。

　　新京报：我们注意到，北京大学在北京的招生指标比其他地方多很多，这是为什么？

　　许：北京市政府对北大的建设给予了一定的支持，我们在招生时适当有所倾斜。

　　新京报：全国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相差很大，这是不是教育的不公平？

　　许：什么叫公平，我们保障每个省都有人到北大来读书，这也是公平。如果全国各地统一录取分数线，那西藏的学生就没有办法读北大了。西藏和新疆的教育水平确实很低，但是北大每年必须确保西藏、新疆等落后地区的学生能到北大读书。

　　新京报：全国政协委员李文志提议，高考录取应取消地域差别，全国各地统一高考题，统一分数线，您怎么看？

　　许：不可能。那样的话，沿海地区、教育发达省份的学生都能考上北大。西藏考来的状元是500多分，而我们沿海发达地区考600多分的学生有一大堆。我们需要确保每个省都有最好的学生能进入国家最好的大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教育是公平的。

　　新京报：前几年，青岛三名高三学生以平等受教育权为名状告教育部，说她们在山东的分数来北京考可以上大学，可是在山东连电大都考不上，您怎么看？

　　许：北京市的学生考普通的市属院校确实分数较低，但要考北大清华还是很难的，需要600多分。我们国家重点大学的教学质量是必须要确保的。其实，我觉得人口大省应该更多地发展教育。

　　山东和河南都是人口大省，特别是山东，它的教育水平和人口经济大省的地位不相称，应该大力发展高等教育。

　　专访之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王大中

　　是否公平没有绝对衡量标准

　　王大中称，按照人口比例定招生指标是不可能的

　　新京报：清华大学每年在北京和外地的招生名额大致是怎么分布的，有没有差别？

　　王大中（以下简称王）：清华在全国各省市招生名额是有差别的。在北京我们要招得多一些，每年大概在300人左右，其他大的省一般每年招100个左右，像贵州、四川这些省可能就要少一些。

　　新京报：招生名额的指标是怎么确定的？

　　王：这个指标的确定有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招生中考虑的因素主要是生源。清华通过多年来的招生经验，基本上可以确定哪些地方的生源要更好一些。北京招生名额比较多，我想有三个原因：第一，清华大学位于北京，受到北京市和教育部的双重领导，清华大学与北京市有一个共建协议，北京市为清华大学的发展投入了很多支持，当然清华也应该为北京做一些贡献。

　　第二，多年来清华在北京的招生名额基本保持了一贯性，这也是一个历史的原因。另外，北京的生源也是比较好的。

　　新京报：一个地方生源的好坏有没有一个标准？

　　王：当然有，我们经过这么多年，可以看到哪些重点高中培养的学生各方面素质比较高一些，基础打的比较好一些。现在还主要是根据我们长期积累的经验。

　　新京报：您是否认为各地招生指标的差距存在不公平的现象？

　　王：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公平与不公平，因为清华在每个省里分配的名额都是比较少的。对于清华、北大、复旦这些国内顶尖高校来说，给一个省100个名额，给另一个省50个名额，哪个公平，这不好说，没有一个绝对的衡量标准。这些大学希望吸收的学生都是拔尖的学生，这些学生的高考水平是差不多的，也有偶然性。

　　是不是把指标按照所有人口的比例来平均就叫做公平？这是不可能的，不要把公平的问题极端化。

　　新京报：但是各地招生指标不均衡的情况还是客观存在的，是否反映了高校招生的缺陷？

　　王：要说高校招生存在问题，我觉得首先就是高考的问题。将来更好的办法是对学生进行全面的考查，而不是从高考的一张卷子来判断学生。比如对报考清华的学生进行“面试”，但在现在的条件下还不太现实。

　　新京报：清华大学在各个地区的招生指标未来是否会进行逐步调整？

　　王：招生指标是一个长期比较确定的格局，很难改变。

　　专访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

　　高校招生自主权并不大

　　朱清时认为，招生名额分配须遵从教育部方案

　　新京报：中科大在安徽的招生名额与外地招生名额分布有没有差距？

　　朱清时（以下简称朱）：中科大每年招收1800个学生，其中大约300多在安徽招收，大概占六分之一。

　　新京报：在安徽招生比例相对高一些，这个指标是怎么确定的？

　　朱：其原因是安徽省的中学生对中科大又熟悉，出于提高生源质量的目的，我们自然愿意在安徽多招一些。

　　新京报：在其他地方的招生名额通过什么标准确定的？

　　朱：我们的招生名额分配，首先是遵从教育部的招生方案，各个学校根据这个方案再来安排自己的方案。各个学校总的招生人数是教育部确定的，而在各个省市招生多少也是基本由教育部批的。

　　新京报：学校有没有自主权？

　　朱：学校有一定自主权，但自主权不大。比如去年中科大计划在山东招60人，但发现报考学生的分数出现了很大的鸿沟。我们本来想减少10个招生指标，由于教育部和山东省不同意，我们还是得按原来的计划招生。

　　专访之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

　　内地省份招生应增大比例

　　王生洪坦言，复旦在沪招生比例与当地投入有关

　　新京报：复旦大学去年在全国招生比例是多少，其中上海招收名额有多少？

　　王生洪（以下简称王）：复旦每年通过统一高考大概招收接近3000名本科生，六七年前，复旦在上海的招生比例大概占到20%多，现在在上海的招生比例达到了40%.新京报：为什么在上海的比例如此之大？

　　王：上海市对复旦的支持非常大，在科技项目、产业项目，以及土地等方面都给了复旦极大的支持。

　　新京报：您觉得现在的名额分配是否存在对内地省份学生不公平的现象？

　　王：我觉得应该做些调整，但调整的幅度多大为好，我还没有做具体的研究。总的来说，对内地省份的招生比例应该增大。

　　新京报：您觉得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王：可以由教育部牵头，协调地方和高校，逐步、稳定的调整高校招生名额分配指标。

　　专访之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

　　高校很难改变城乡录取差距

　　纪宝成表示，学校不可能制定城市和农村的招生比例

　　新京报：人大每年的录取指标由谁确定？

　　纪宝成（以下简称纪）：学校在每个省的录取指标是由学校定的。

　　新京报：每年的录取指标按照什么标准定？

　　纪：按照每个省的考生人数、考生质量、生源情况等确定，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基数。如果扩大招生可能是每个省都增加一些指标。这个招生指标不可能影响农村与城市的学生比例。人大在北京招生的比例并不高，大概是17%.新京报：招生指标的存在，您觉得是否合理？

　　纪：不存在合不合理的问题，因为造成原因不清楚。

　　并不是学校有意不录取农村的学生，它有可能是两种原因，一种是考生自己不报，一种是考生成绩不行。农村的教育质量不是很好。

　　新京报：会不会有学生因为招生人数太少而不报？

　　纪：农村学生入学比例在下降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我们学校已经在研究这个问题，它怎么造成的，是他们不报志愿，还是考生成绩差，究竟什么原因不太了解。

　　新京报：怎么缩小这中间的差距呢？

　　纪：农村考生录取得少，学校是被动的，学校也无能为力，因为录取考生是按成绩的。学校不可能制定某个省城市和农村的招生比例，这是计划经济的做法，有违教育公平的原则。

　　专访之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

　　教育质量相等才可实现招生公平

　　潘云鹤称，短期内实现需要中央与地方协调

　　新京报：浙江大学的高考招生指标是如何在全国分配的？在本省招收的生源占多大比例？

　　潘云鹤（以下简称潘）：浙江大学在浙江本省招生的比例偏大，一般每年招收超过3000人，其他各地区每年招生不到100人。

　　新京报：浙江大学的高招指标是谁定的？制定的依据是什么？

　　潘：浙江大学的这个指标原则上是由浙江大学定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省里对我们是有要求的，就是现在浙江大学在浙江省招生每年已经接近70%了，省里还不满意，还在给我们施加压力，希望把这个比例再提高一些。

　　新京报：您认为目前这种状况合理吗？

　　潘：浙江大学在浙江多招一些学生还是可以理解的，也不能说不合理。浙江省给了浙大很多经费、土地，帮助浙大建到这个规模，浙大为浙江省多培育一些学生也是应该的。

　　新京报：那您觉得这种状况怎样才能得到改善？

　　潘：我认为国家重点大学的本科生招生应该与研究生招生是一样的，全国统一分数线，这样就比较好办；另外的一种方式是让各所大学自主招生，大家就不用再进行比较了。但是这样改了之后对北京、上海明显是不利的，而且对宁夏、青海等教育欠发达的西北地区也很不利，我们目前的招生政策最照顾的应该是他们，他们目前的考分是很低的，如果按照全国统一的分数线，他们的考生肯定一个也考不上了。

　　所以，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善这种状况，实现招生公平，要使全国的教育质量统一在一个水平上。至于高考招生指标分配要全国平均，短期的实现可能需要中央到省里来协调了。

　　专访之全国人大代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唐晓青

　　通过人才流动改善教育不均衡

　　唐晓青希望国家出台政策引导毕业生流向西部

　　新京报：最近有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重点高校在农村地区招录的考生比例下降。

　　唐晓青（以下简称唐）：这个和各个学校的招生重点有关。比如我们学校是希望为国家航空工业提供更多的人才，可能在航空工业聚集的城市会扩大招生。

　　新京报：这个局面会改变吗？

　　唐：现在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学校想法，都是在贫困地区和西部地区增加招生人数。尽管过去基数很小，但是现在都是陆陆续续增加。

　　新京报：过去西部地区招生基数很小，通过逐年增加比例的方式会不会难以改变这个招生布局？

　　唐：过去西部一些省区可能只招几个，现在变成招十几个、几十个，肯定是难以改变的。每个学校肯定有几个招生数量比较少的区域，我想这种状况社会应该是能理解的。

　　新京报：这样会否导致教育不公平呢？

　　唐：这个倒不会。因为国家制定整体规模时，我相信它已经考虑到区域差异。

　　新京报：目前的现状是，优质教育资源都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如果通过西部院校自己发展会不会难以达到资源平衡的效果？

　　唐：我们对西部地区都是有倾斜政策的，在那里的招生分数可能比其他地区低一点。近期西部可能对人才的需求量会更多，但不见得必须是西部出来的人才流回西部。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指可以通过人才流动来改变这个局面吗？

　　唐：我们希望国家能出台人才政策，引导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流向西部，流向国家真正需要的地区、行业和部门。

　　专访之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

　　高校布局不合理导致招生不公平

　　顾海良认为，高等教育资源需重新合理配置

　　新京报：今年两会代表委员热论教育公平，你如何理解？

　　顾海良（以下简称顾）：现在讨论的教育公平是建立在四大不公平的前提上的，包括考试制度不合理、社会经济实际差距、高等院校布局不合理、国民教育体系未建立。在这种前提上谈公平是找不到出路的。

　　新京报：武大的招生指标是怎样的？

　　顾：武大每年招生7千人，有一半是湖北人。

　　新京报：这样合理吗？

　　顾：这是因为我们落在湖北省。这就是我说的高等院校布局不合理。不能在不合理的前提上谈公平，我们只能重建一个合理的高等院校布局。

　　新京报：部属高校在招生时要给当地倾斜政策吗？

　　顾：我落在湖北，肯定要用一半的指标招收本地学生，满足本地的需要。

　　新京报：你觉得如何才能改变农村和城市地区考生入学比例不一样的局面？

　　顾：只有经济发展，如农村经济水平提高，国家财政投入加大，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合理，才能改变现在大家看到的表面的不公平。

　　专访之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

　　统一分数线很难操作

　　侯自新认为，用指标衡量招生公平问题不可行

　　新京报：南开大学每年招多少天津学生？

　　侯自新（以下简称侯）：南开每年的招生中大概接近1/4是天津的考生。

　　新京报：这种高考招生指标是由南开大学来制定吗？制定的依据是什么？

　　侯：重点高校的高考招生指标是由教育部宏观指导的，另外与当地政府也有一个沟通，南开大学每年都会根据天津市发展的需要做一个调整，也会根据考生报名的情况，我们要维持考生一定的水平。

　　新京报：您觉得这种高考指标分配的状况合理吗？

　　侯：历史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分配框架，我们要尊重它，很难来评判它的绝对合理。但从整个大视野来看，确实有这个问题。

　　新京报：您觉得这种状况在未来有望得到改善吗？

　　侯：历史上形成的东西要完全推翻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比如说全国一个分数线来招生可能会避免这个问题，但是这是很难操作的，全国的教学质量和考题都是不一样的，非要拿一个指标来衡量招生公平问题，这是不可行的。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赖颢宁 谢炜 廖卫华 王冰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