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招生严重不均衡

　　主持人：杨老师，刚才你谈到高等教育的改革问题，其中尤其是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现行的高校招生体制，它形成过程是怎样的？当时为什么会重城市、轻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不均衡？

　　杨东平：有两个比较明确的原因，第一就是学校布局不合理，在20世纪整个发展过程当中，高等学校过度集中在几个大城市，这是显而易见的因素。

　　另外就是在我们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形成一种向城市倾斜的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住房政策、医疗政策、社会保险等各个方面，把城市人优先考虑，成为城市优先主义。过去80年代的时候，经常有这样一句话，为什么高校招生向城市学生倾斜呢？因为农村子弟如果考不上大学还能种地，如果城市子弟考不上大学就失业了，当时是振振有辞，但现在是不值一驳了。

　　还有就是现实的利益，因为政策的制定者有高校的教师，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是和制度相连的，制定政策的人本身就生活在大城市，所以他们有意无意会比较忽视农村孩子的利益。

　　主持人：当时以城市为中心的高考政策或许有它的必要性。因为当时要发展经济、城市带动农村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几十年下来之后，这种制度已经和当前的整个国家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不相适应了。我们既不能扼杀掉当时体制下高考体制的作用，也确实现在面临着一个改革的问题。现在高考录取制度大家反映最多就是高考指标分配的问题，一些国家重点大学，北京、上海录取的名额是一般省份的五、六倍，而人口只是其他省份的几分之一。北京是1100多万人，像河南是9000多万，人口差别这么大，反而北京的指标是河南的5、6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现在大学指标分配依据是什么？

　　周洪宇：我们现在高等教育招生指标的分配，我对背景也不清楚，很难说它是否有科学的标准，它肯定有标准，究竟是什么标准，说实话我们不清楚，这也是我们感到纳闷的地方。这个标准一直为很多社会有关人士疑惑，甚至教育界的同志也不清楚，是我们信息不灵，了解不够？还是这个标准从来就不愿意拿出来让大家知道？

　　国家制定教育政策的依据

　　主持人：国家制定一个公共政策，是否需要一个科学的依据？

　　周洪宇：我想应该有这样的依据。目前来看，这个标准存在一定的地域歧视，去年人大代表提制定《反歧视法》，今年提出《反就业歧视法》，我也提到了在社会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歧视，有地域歧视、有户籍歧视、有学历歧视、有身份歧视，有身高、容貌歧视等等，而这里有地域歧视，刚才杨教授说了产生的原因有三个方面，怎么改善这个趋势？当务之急是应该组织一个专门的国家教育政策研究机构，来研究这些重大带有方向性的政策。因为高等教育招生政策实际上某种意义上直接影响我们基础教育的发展，从而影响我们多年呼吁的素质教育。

　　这种带有根本全局性的政策，应该由专门的机构研究。我们现在教育部有中央教科所等，这的确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仅仅教育系统的研究所远远不够。我建议首先要有一个独立的，包括教育界专家学者，包括教育界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包括学生家长，甚至包括学生，当然这里面也有教育行政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但人数应该有一个合适的比例。

　　国家教育政策委员会它要研究国家重要的教育政策，同时研究的政策要举行听政，要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当然完全的认可是不可能的，至少要得到相对的认可。有了这个机构之后，就要讨论一些重大的问题，比如高等学校指标分配标准的问题。

　　关于标准我个人有个不成熟意见，我也可以拿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第一就是人数，首先是根据各个省包括直辖市总人数来定，人口基数，就像美国选众议员一样，人数基数大我给你指标多，这样兼顾了效率和公平。首先我们按人数，再一点人数多理论上指标应该多，如果人数多指标少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第二个指标是报考的人数（考生数），当年有多少考生，考生反映它教育的水平，反映它基础教育整体实力，如果考生多的话，整体实力不会背离很远。

　　第三个标准就是往年的录取数，但不是今年的，因为今年要出的话肯定参考往年的。往年的录取数如果说第二个是反映它数量和规模的话，往年的录取数主要是反映它的质量，就是在这么一个规模下、数量下有一批学生能够通得过考试的门槛，说明质量是有一定保障的，不是说规模大效益差。但究竟以哪一年为标准，可以考虑。

　　第四个这个区域里面的老、少、边、穷的人数，这之所以要考虑进去，主要是考虑到我们国家的高考除了要起选拔人才和社会分层作用以外，还有一个是维护国家的作用，在政策上要向老少边穷倾斜，要考虑这个群体，这就需要有特殊的考虑。在历史上有科举制度以上，历代的统治者没有不把这个当成考量的因素，特别是清朝，在这方面有一些考试史学的专家他们的著作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作为负责任的政府，它应该考虑这方面的因素。

　　这四个是基本标准。如果以这四点作为一个基本标准，再来综合给指标的话，会相对公平。我说相对公平，因为绝对公平是不可能的。

　　第三点还是要从现实出发逐步推进。因为我们中国很多事情不能着急，不能一蹴而就，只能循序渐进。我是改革的渐进派，我觉得中国应该从现实出发，从现实出发逐步推进，就是对现有已经既得利益的城市可不可以考虑它的存量部分不变，而在未来的增加部分向其他省市倾斜，这是一个意见。

　　另外一个意见是对现有的既得利益的城市指标调整的时候，即使要动它的存量也是微调，说做增量，但增量不是无限做的，还是要做存量的调整，但我建议还是微调。比如河北和河南，当然可能有的网友会骂我，河南肯定人数多，河北肯定人数少，如果说甲省和乙省，甲省人数多1000多万，指标少50个，和乙省人数少只有800万，而人数有70个。调整的时候可不可以考虑把70个调整到65个，这边减五个，那边加五个，这样让增的人看到希望，减的人损失不大。

　　对高等学校投入比较多的省还是要从现实出发，有一种观点认为部委院校是国家的，它的指标就应该面向全国。但要考虑到近年来在高等学校发展过程当中，这些学校为了建设成为知名大学，除了争取中央的经费之外，很多是努力的争取地方财政的支持，或者地方政策的支持。在这个方面这些知名的高等学校已经财政的渠道多元化了，如果这样的话实际上地方财政是拿相当多的钱来支持。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国家院校，虽然不是说地方院校，但它又带有某种省属的属性，或者不是省属的属性，而是加入了地方的因素，但地方财政也支持，从投资与回报的角度来讲不能忽视。

　　像武汉有八所高校归部委，排在北京和上海之后，第三位。武汉市政府最近几年除了从教育部拿经费之外，虽然武汉市财力有限，但它很想把本地的大学办成城市的名片，市长有这个意识，他说我经济排不了全国第三，我教育可以排到全国第三，吸引投资啊。所以给高校发展做了很多的工作，给七所大学周边环境、道路建设等投资了27个亿，另外同时高校在征用新地的时候减免了很多税费。所以这种情况下用资金的支持、政策的支持，所以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主张从现实出发逐步推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