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 实名制、问责制、听证制、公示制，这是时下流行的四种新型行政管理制度。但是，由于只重形式不重实效，“新四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逐渐变成了形式主义的“新标本”。

　　“无论是实名制、问责制，还是听证制、公示制，现在给群众的印象多少有点‘看上去很美’的感受，具体执行起来往往都是形式大于内容。”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纪尽善代表说。

　　来自甘肃的赵鹏代表认为，“实名制”刚开始是为了遏制干部腐败，后来扩大到很多方面，甚至用在招待费的报销、走帐上。刚实行时，它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惯性，出现了对付实名制的种种办法，在很多时候实名制流于形式。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公示制”，也由于一些地方的干部考察工作走形式，或者有“老好人主义”思想，难以真正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

　　纪尽善代表说，涉及听证收费时，一些单位热衷于举行听证会，但这些听证会的共同特点就是“逢听必涨”，从来不提降价的事，只让人们讨论涨多涨少，结果听证会成为一些部门提高收费的合法外衣，表面上尊重了民意。有的听证会办成了“赞成会”，所请的代表都是来发表支持意见的。

　　对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制，是依法行政、民主行政和科学行政的一种手段，现在的问责依然还是上级对下级问责，下级还是对上级负责，在很多地方实行起来是“换汤不换药”。“只有将问责权交给公众，才能杜绝问责作秀。”赵鹏代表说，问责制应该规范操作程序，让公众在问责中更多地行使参与权、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制度都是好制度，可缺乏操作性强的实施办法，加上人为因素影响，慢慢就走上了形式主义歧途。”纪尽善说，要避免这种现象，就要走规范化的道路，对每项制度本身都要建立严密的实施细则，并要有严格、有效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