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细心人统计，在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一词频繁出现了87次。
总理在听取政协经济组讨论后，亦讲到“今年是改革之年”。
而实际上，“改革年”的提法自年初便屡见报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将“以改革推动各项工作”、“注重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影响发展的体制问题”，作为其中铿锵而醒目的一笔。
何以“攻而犹坚”
事实上，“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表述已讲了很多年，其至今“攻而犹坚”的原因，与中国的市场化转型特点密切相关。
我国的市场化转型源自“改革和开放”两大引擎。80年代初中期，改革之于中国的市场化转型作用巨大，其通过体制变革，极大地释放了蕴藏在民间的发展激情和活力，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框架的初步确立。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渐进改革之路，遵循“由易到难，由体制外到体制内，由经济到政治”的改革路线图，因而在平稳推进改革并使之卓有成效的同时，也客观上造成改革越往前走，难度越大，也越触及体制的根部和政府自身利益等问题。
事实上，随着90年代末我国市场经济框架初步确立，改革也进入了攻坚阶段，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新时期发展的重要任务，对改革难度的认识也得以进一步深化。
采访中，综合众多代表委员的看法，将改革在现阶段的难度概括为以下五点：
首先，市场主体日益多元，原有相对单纯的利益取向亦随之多元化。不同利益主体不同利益取向，对于改革的决策、走向及手段有着不同的要求，有时甚至截然相反。这样的背景下，改革从设计到执行，都难以像80年代初那样很快达成共识。
其次，一些掌握优质资源的利益集团有可能凭借自己的优势地位，对改革的决策、进程和方向施加影响，使之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进行，而我们相对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对这种情况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第三，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整个社会经济日益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的背景下，任何一项改革在转轨期体制作用下，都可能发生复杂的“化学作用”，使改革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就要求改革的设计和推动者熟练把握转轨期社会经济运动规律。而这，对于初涉市场改革者来说并非易事。
第四，改革深入到体制内部后，某种程度上就变成了政府部门在体制、机制上的自我改革。也就是说，改革设计和参与者本身，又是改革的对象，这样的背景下，改革的公正性和进度都会大打折扣。
最后，由于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对后者的公正性缺乏有效制约，从而形成了目前社会分配不均、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过大等一系列问题。这样的背景下，对于改革的力度、时机和推进速度的把握就要尤其谨慎，以免造成社会动荡。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改革的进程。
而上述诸多难点之关键，则为政府改革。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迟福林院长看来，现阶段各项经济改革之所以难以推进，根源即在政府改革滞后。
谈及政府改革的难度，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委员指出，中国用了25年的时间，才初步确立市场经济框架，而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相对于经济改革更为复杂，要彻底完成政府向“有限型和服务型政府”转型，至少也要20年。
“以事业单位改革为例，改革调整的人员，不仅数量大（约3000万），而且拥有较高学历和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很多设计者本身又是待调整对象，其推进难度可想而知！”王名委员这样说。
温州市市长刘奇代表则将政府的自我改革称之为革命：“因为整个工作程序的变化，一定会涉及政府内部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而目前政府的用人刚性化和分配刚性化现实，限制了改革对既有程序的调整”。
今年改革浓墨重彩
在大部分代表委员看来，将2005定为“改革年”，既是对中国发展内在逻辑的准确把握，又是对目前我国所处发展阶段的深刻体悟，同时，也是实现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
这么说，是因为2005年处于这样一些时间和事件的衔接点上：
首先，这是去年实施宏观调控后深入解决诸多发展问题的关键一年。2004年的宏观调控，既为2005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留下了很多需进一步化解的难题，而这些难题，很多都要靠改革和进一步推进改革来完成。
在迟福林看来，去年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和粮食等问题的产生，本身就是相关改革滞后以致问题累积的结果。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与亟待改革的金融体制、投融资体制及用地制度密不可分；而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不顺，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调控的效果；与此同时，连续4年的粮食减产，也源自粮食流通体制和土地制度改革的滞后。
而上述情况在2004年破题之后，今年都将进入能否导入良性轨道的关键期。比如能否通过体制改革，抑制过热投资反弹；深入发掘粮食生产能力和农民增收潜力等。因而，改革之于2005年，是现实国情和发展的迫切需要。
其次，2005年是中国加入ＷＴＯ后进入后过渡期的第一年。这一年，很多既有的保护性措施都已到期，中国市场开始真正面对跨国企业的强势竞争。而经过2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目前缺乏竞争力的行业、企业，多为改革难以推进的计划顽垒，比如银行业，根据入世承诺，中国将在2006年向所有外资银行开放所有地区的所有业务，这种时空挤压，对于仅剩一年而问题成堆的中国银行业来说，改革的压力可想而知。
第三，从战略的角度讲，2005年还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第二年及“十五”规划实施的最后一年。新的发展战略摒弃了旧有发展思路，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而在实践中，无论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还没有建立起与之相应的体制机制和观念，通过改革除旧布新，以及推进去年破题的相关改革，自然成为2005年的重要工作。
作为“十五”规划最后一年，2005年承上启下，给“十五”一个完美的收尾，为“十一五”奠定一个好的开始，都离不开这一年的努力。
最后，高速发展的经济为改革提供了较好的物质保障。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可知，我国近两年正处于改革的最佳时机，自2002年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后，我国年增速在9％左右，同时财政赤字逐渐缩小，通胀率不高，税收及外汇储备都保持着较高的增速。改革需要付出成本，而这两年较好的经济形势，为改革的推进提供了较好的物质保障。去年免征农业税的势如破竹、两家商业银行的注资改革，都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时机对于改革推进的意义。
政府改革重中之重
摆在2005年政府桌面上的改革，粗粗数来，即有农村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这其中，很多改革已破题多年，而这一年关键要做的是如何强力推进和体制攻坚。
这之中，政府改革乃重中之重，也是上述诸多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
90年代中后期以来，相对于对外开放，经济改革的步伐渐慢，究其原因，在于经济与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本是协调统一的整体。经济改革可以先行，但改革到一定阶段后，必将受制于其他两方面的改革；而政治社会领域改革的长期滞后，一方面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另一方面，也由于缺乏相应的政府监督机制，使改革的公正性受到影响，以致无法让更多的人享受改革成果。
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对于政府改革及职能转变的推进可谓有目共睹，有资深法律专家指出，国务院对于《行政许可法》的强力推进，可谓前所未有。
民主决策、依法行政、完善监督和廉洁高效，及与之相应的体制机制的建立，是我们政府改革追求的目标。而这，必须始自今日，并且依靠独立的改革设计部门和高层无私的强力推进。
采访中，广西南宁市市长林国强代表、江苏连云港市市长刘永忠代表等来自地方的官员也从自身体会出发指出政府改革的关键。林国强认为领导层对于改革的重视程度很关键，其有没有内在的改革冲动，对改革方向有没有良好的判断力，能否在执行上一丝不苟强力推进等，对于政府改革成败非常重要；刘永忠则认为，政府在改革上要打集中歼灭战，每年确定一两个目标，明确标准，明确时间，方能一气呵成文。 ／ 瞭望周刊记者 潘燕 袁元 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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