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名公众人物在全国两会期间依次与我们的记者面对面交谈。在他们中间，无论是官员、还是学者，在接受我们采访时，除对自己负责或研究领域侃侃而谈外，给记者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通过自己独特的人品性格，折射出个人的高度责任感，并表达了愿为这个国家的富强而付出自己智慧与汗水的愿望。

　　佘靖 历数虚假医疗广告之害

　　虚假医疗广告，直接威胁着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因而也为许多读者所痛恨。在全国两会前，我从不同渠道都搜集到有关部门今年要加大对虚假医疗广告甚至是整个医疗广告行业整治力度的信息。因此，这方面的内容成为我在全国两会期间的重点关注对象。

　　在全国政协委员的名单上，身为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的佘靖引起我的注意。在3月4日，我找到了她所在的政协医卫组，希望能从她那里了解到卫生部对医疗广告管理的态度和措施。

　　让我惊喜的是，在当天的分组讨论发言中，很多医疗界的政协委员都提出了如何有效规范医疗广告的建议，而佘靖更是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了虚假医疗广告对患者的危害，她甚至提议借鉴国外管理经验，取消医疗广告。

　　讨论结束后，我赶紧抢先在门口拦住了佘靖副部长。听说我是《京华时报》的记者，佘靖露出了和蔼的微笑，而且微笑一直伴随着整个采访过程。这笑容给我很大的鼓励。遇到我不明白的专业术语，她还会详细地解释给我听，没有一点高官的架子。

　　郑筱萸 电话查询违法广告数据

　　采访完佘靖副部长，我又在电梯口拦住了郑筱萸局长。但刚刚聊了几句，郑局长就抬手看了看表，然后充满歉意地对我说，他跟一个朋友约好了现在会面，暂时没有时间接受我的采访。看他匆匆上了电梯，我发现郑局长并没有走出大楼，于是猜想他在见完朋友后肯定会去餐厅吃午饭，于是我赶到一楼餐厅门口守候着。

　　“郑局长，我一直等着您呢！”果然，半个小时后，郑筱萸出现在餐厅门口，我上前招呼说。郑局长终于接受了我的采访。

　　郑局长接受采访时的一个细节让我感觉到他的严谨，在吃饭的中途，他突然拿起手机就向对方询问起药监局去年查处违法医疗广告的具体数目，原来他是在思考记者提出的问题。

　　朱庆生 直言不讳厌恶虚假广告

　　今年2月刚刚卸任的原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在任期间主管医政工作，医疗广告管理的难度他肯定深有体会。巧合的是，这位高官同样是医卫组的全国政协委员。

　　敲开朱委员房门，他刚好要去参加会议，于是我们一边走一边聊。他同样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虚假医疗广告的深恶痛绝，对取消医疗广告持支持态度，同时，他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卫生部已经向国务院提出取消医疗广告的建议。

　　后来为了达到访谈的要求，我再次找到了朱委员，又向他做了一个几十分钟的采访，补充到了前面没有采到的内容。

　　刘凡 我比谁都急着管好广告

　　谈到医疗广告监管，作为广告主要日常监督部门的国家工商总局的说法至关重要。我从委员名册上查到，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杨树德恰好是经济界的政协委员。于是我马不停蹄地赶到铁道大厦。当时有些不巧的是，杨委员正在午休，为了不打扰他，我一直在他房间门口守候了两个小时。当他得知我守候多时，立即指点我去华润饭店采访另一位主管广告的副局长、也是全国政协委员的刘凡。

　　见到刘凡委员时，他正在开会。但在会议间隙刘委员很爽快地向我介绍了工商总局今年将出台对保健食品、药品和医疗广告的5条禁令和对广告业的4项管理办法，这些手段将有效地遏制虚假广告的产生。

　　“想把市场上的广告管理好，我比你们谁都着急！”刘凡副局长的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语让我结束采访时有一种感动。本报记者卢亭

　　李主其 纳税人的钱没理由乱花

　　和李主其代表约好了午饭后专访，但他一进宾馆就被另一个记者拉到了会客厅。半个小时以后，李主其代表缓缓走上楼来。“你一直在这里等我啊，我被另一个记者拉住了。”他解释说。我问他现在是否还有精力再接受另一个采访，“没问题，说好了嘛。”他挥挥手，径直走向房间。

　　“自然科学基金是利用财政拨款资助基础科学研究，财政的钱都是纳税人的钱。”这是他的第一句话，其实后来的访谈也都是围绕这句话展开的。“纳税人的钱，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理由可以乱花。”他的许多观点，包括访谈中提到的，或在分组讨论发言的，包括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教育投入以及农业税提法等，都可以从这句话中找到源头。

　　结束采访时，我最后一个问题是“作为一个多重身份的人，学者、公职人员、人大代表，你认为自己在哪方面最有成就感？”他几乎没有思索就回答道：“没有区别，我有一句话，以前大家都说的座右铭吧，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压力下，都要兢兢业业做事，堂堂正正做人。”本报记者郭鲲

　　黄春平 从事火箭事业忘却年华逝去

　　采访全国政协委员、载人航天火箭系统总指挥黄春平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难。

　　我此前就对他做过采访，彼此已经比较熟悉。因此当我头天晚上联系约访时，黄总很爽快地同意了，采访约定于第二天上午10点，在位于东高地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进行。

　　当天上午10时，我和摄影记者王海欣准时到达预定地点。我在门岗值班室给黄总拨电话。

　　“黄总，您好。我到您单位门口了。”

　　“哎呀，非常抱歉，我正和我们家乡的老领导见面，你看采访能放在下午吗？”黄总在电话那头歉疚地说。

　　原来，由于我忘记给他留下联系方式，他没有办法将这一情况预先告知我。

　　那天下午5时，黄总在政协科技组委员驻地燕翔宾馆等候我们。我们的对话从他的童年开始。很自然地，黄总的思绪回到了半个多世纪前那些很容易让人感动的日月，上大学前因贫困他没有鞋穿……

　　其间，他数次唏嘘。但当逐渐谈到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时，他又兴高采烈起来。“从事这项事业时，我不会感到自己在老去。”66岁的黄总说我国在实现了载人航天之后，还要登月、建自己的空间站。本报记者张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