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摄影/本报记者　王小溪

■张天蔚

　　两会开讲

　　关键词  中国威胁论、中日关系

　　■主持：张天蔚（本报评论员、评论部主任）

　　■嘉宾：王逸舟（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精彩片段

　　■日本一般民众在感觉上对中国的紧张感加剧，无意中迎合了右翼以中国威胁论为借口的战略设计

　　■民众的情绪有一定道理，但也要引导其发挥积极作用，使其成为一种健康向上的资源，而不是鼓噪

　　■关于“中国担忧论”

　　张：昨天你曾经提到，目前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正在“变调”。而且已经有各种事实表明，这种新的中国威胁论，已经成为中国崛起之路上的新课题。

　　王：传统的中国威胁论主要集中在军事方面。现在我注意到，在国际上，除美国外，一些中小国家，甚至是中国过去的盟友，都会有一种“中国担忧论”。他们所担心的不是武力，而是中国的发展对其发展、生存状况，甚至未来产生影响。一些传统行业，如制鞋、玩具、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甚至涉及一些粗放的技术型产业，如电脑主板等，其产品大部分产自中国，这导致很多国家相关行业萎缩。过去的世界经济秩序和格局，是在中国积贫积弱的情况下建立的，中国几乎没有参与。现在中国已经苏醒，在大踏步前进，原来的体制开始震动了。这就像很多人在吃饭，中国这个巨人进来了，也要吃饭。不能不让他吃吧？但让他吃就会把原来的饭吃掉一大半，所以必须让他干活，让他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这种情况在中国加入WTO的过程中表现得就特别明显。我认为那并不完全是对中国的歧视所致。

　　■关于中日关系

　　张：从传统的中国威胁论到现在出现新的经济威胁论，一些小国会担心中国的发展挤压其发展空间，而美日等大国则可能出于战略考量而采取一些主动方式来遏制和防范中国的崛起。特别是日本，从中俄输油管的争夺，到东海油气田开发的争端等等问题，其动作比美国更频繁，意图更明显。

　　王：日本的对华政策问题，是近期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但对其意图的判断是很难的事情。去年我去了五次日本，可以说是接触了方方面面的人。而了解得越多，越觉得中日关系非常复杂和微妙。对于中国的崛起，日本确实有防范的心理，包括台湾问题。但另一方面，从日本普通国民的认识，或从民间学术研究上来看，表现出一种对中国的崛起的不确定态度。中国从大国向强国的崛起，让日本人紧张。政治上的反应就是防范、遏制，并以微妙的方式来劝说或协助美国进行这种遏制。日本一般民众在感觉上对中国的紧张感加剧，无意中迎合了右翼以中国威胁论为借口的战略设计。钓鱼岛事件则比较特殊，日本一改过去的相对模糊政策，反映出出于能源战略而在海域争端上的一个决心。这不再是单纯的主权问题，而是涉及了当下利益。

　　因此对日本最近对华的种种行为，要做全面而审慎的评估。既要看到一些明显的挑衅做法，也要看到“中国不确定论”或“中国担心论”。我们要采取大国风范，更多的需要通过自身自强、民族自强来化解问题。

　　张：从邓小平时代开始，我们就一直向国际社会许诺和平发展、不对外扩张，但如你所说，现在许多国家担心的不是这个，而是中国的发展和成长对现有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冲击。那么如何才能舒解这种“中国担忧论”呢？

　　王：这种新的威胁论，担心的是中国发展的潜力和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对于传统的“威胁论”，只要中国长期保持和平政策和形象，别人的担心就会减弱；但后者，你越强大，发展得越健康正常，越稳步向前，反而人家越担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消除中国威胁论，对新一届政府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我认为只能慢慢靠历史证实，中国的发展是福而不是祸。温家宝总理说得巧妙：要尽最大的努力使竞争产生合作，如共同研究新能源以缓解世界能源压力等，而不能以我们不发展来减弱别人的担心。

　　张：这当然是长期的战略目标，但就近期而言，如何让美日等大国不对中国采取主动的战略遏制呢？如果他们采取这种遏制战略，那我们在战略机遇期内的发展目标必然会受到影响。

　　王：大国，特别是周边的大国，如果对中国进行遏制的话，势必会影响我们的成长。我认为可以借鉴普京和北约对话的模式，如在美日安保条约上，我们要改变过去的方式，采取主动介入和对话，互相阐述观点。通过对话说明中国的意图，就有可能使对方更好地了解我们的想法，减轻由于误判带来的压力。此外，中日两国之间的经贸交往已经十分密切，经济利益的相互关联，可以有力地约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张：中国公众对日本民间的一些做法，是否也应有一种更理性和宽容的态度？

　　王：这样的说法有对公众“上课”的感觉，并不妥当，而且民众的情绪有一定道理，尤其在民族崛起过程中，士气可鼓不可泄，但也要引导其发挥积极作用，使其成为一种健康向上的资源，而不是鼓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