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后再看打假维权

　　业界热点本报记者 韩乐悟

　　改革开放20多年里，打假维权已被磨成了一个鲜有新意的话题。当一串表明假冒伪劣问题轻重程度的数字摆在面前时，记者无法捕捉其透露的造假严重性上升抑或下降的趋势。

　　近年来我国年均假冒伪劣产品的产值在1300亿元左右，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每年由假冒伪劣产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2000亿元左右，比全国两年的县级财政收入的总和还要多，国家因此年均损失仅税收就达250多亿；据有关部门对283家名优企业的调查统计，这些企业有16类650多个名优产品被假冒，制假企业遍及490个县市……

　　杨新，一位在中国打假的美国人、宝洁中国有限公司品牌保护高级经理日前对记者说：“虽然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假冒产品市场，但可以肯定的是，假冒对中国企业或外国企业都是很严重的问题。”

　　把有限的维权资源集中在打击制假环节上

　　每谈到市场监管问题，总免不了有人对监管部门人力财力不足而感叹。在宝洁中国有限公司日前组织召开的“‘3·15’健康维权”研讨会上，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家陈淮先生提出，如果我们把有限的维权资源集中在打击制假这个环节上，我们维权的社会成本要低得多，效率也会高得多。“哪怕一个制假窝点它的销售终端有一万个，只要有一个终端举报，我们就有机会追溯到生产窝点。假定我们这个社会有一个制度，不管从任何一个终端发现了假冒伪劣产品，就一定要追踪到生产窝点，只要一个地方出现了制假的生产窝点，就追究当地政府有关部门领导的责任。这样，我们全社会的维权和打击假冒伪劣这件事就变得容易了。”

　　强调更多地从制假窝点上追究，就要追究行政责任，追究政府部门在履行公共职能上的失职。陈淮先生的假设听起来并不完全陌生，但令人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除了造假造死人受到中央领导批示了，才有官员对该事件负责外，我们只看到直接的责任人受到法律追究，很少看到当地的官员对当地出现的假冒伪劣事件负责。而近几年一些典型的制假案件，大都已形成了一个相对集中的生产基地。在一个地区形成一个成规模的生产群体，而当地的政府官员们或行政执法部门会不知道，恐怕说不过去。”陈淮的话直言不讳。他说，在进一步维权上，我们需要有官员追究制。我们这一届政府格外强调政府是履行公共职能的。可能某些官员和制假造假者串通，收受好处，即或没有从中收受好处，也至少是在履行公共职能上缺位、渎职。“如果我们极而言之说每发现一个制假窝点，就一定有官员受到处罚，我相信用不了很长时间，假货就会销声匿迹。”

　　我们需要有人对制度造成的损害负责

　　打假维权以保护消费者和合法企业的权益为目标，但在陈淮先生看来，仅仅这些还不够。每一起制假售假案件侵害的不仅仅是消费者的权益，也不仅仅是厂家的权益，实际上它还侵害了这个制度。“我们还需要有修补制度、对制度造成损害负责的一个群体。”

　　陈淮说，如果我们这个制度总是可以随便地任人欺凌，可以被打击破坏得七零八散的话，我们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制度永远也建立不起来。

　　如果用老鼠比喻制假售假者，陈淮说“想把全社会的老鼠都打光了，肯定办不到。等我们到了全面小康社会或更加发达富裕的时候也办不到。但是今天的老鼠之多，绝对不是因为自然规律所导致的，而是抑制老鼠的生物链中断了，天敌没有了”。

　　陈淮认为，今后维权遇到的更多的问题应该不是目前这种恶劣的制假售假现象，而是由于技术进步又发现新的以前认为是符合消费者权益，但实际上原有的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需要了。他说：“要使我们的维权行为从目前的原始阶段上升到和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度完善的程度相适应的阶段。如果我们的社会发展到全面小康了，也建设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唯独维护消费者权益这方面还停留在一个极为原始的目标、手段和方向上，我们这个社会还远不是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

　　宝洁：一年上百次出击送42人进监狱

　　作为受假冒侵害严重的企业之一，宝洁(中国)公司成立于1989年，10年后，正式成立了品牌保护小组。据杨新介绍，该小组包括来自不同领域的成员，在调查领域、技术方面、公共事务和法律方面都不乏专家。小组的使命是保护消费者权益和公司的品牌。主要工作就是协助政府打假，帮助消费者解决假冒伪劣问题。

　　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配合政府部门做了上百次查处行动，在这一百多次查处行动中，有42个假冒分子被成功地送进监狱。除了从刑事和行政这两个途径来配合打假外，他们还积极参与了由政府部门组织的各种保护消费者的活动。

　　2004年的广东江门案件，是宝洁公司在广东有史以来同一案件里将制假者送进监狱人数最多的案件。这次一共查处了两万多瓶假冒洗发水，其货值超过了50万元人民币。今年1月，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六名涉案人以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八至十个月，并处罚款五万元人民币。虽然宝洁公司、当地质监及公安部门都将此案视为多方成功合作的案例，但北京市消协副秘书长张明认为，案中制假售假者被判得太轻：“从收审到宣判就已七个月，判后一个月就出来了。罚金五万，几乎毫发无损。这种惩处结果不足以震慑违法分子。”

　　但记者从多年积极配合政府打假的宝洁公司感受到企业对政府的信心：“我们和全国很多地方政府部门有过很好的合作，合作经验都非常愉快。”他同时表示，虽然造假者现在搬家的速度更快，但由于企业和政府的合作很紧密，“实际上打击他们更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