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宁益 北京报道

　　李国强，广州市三元里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全国人大是不是可以考虑增加些农民兄弟做代表呢？毕竟13亿人口中有9亿农民啊！年年开会，我都要到处找同伴、找知音。

　　——李国强

　　“我是第7年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老代表喽，有一个感受越来越强烈，就是农民代表少了点！”2004年两会期间，来自广州市三元里的全国人大代表李国强对媒体说，“两个‘一号文件’说的都是农民的事，说明中央是真心实意要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是不是可以考虑增加些农民兄弟做代表呢？毕竟10亿人口有9亿农民啊！年年开会，我都要到处找同伴、找知音。”

　　虽然还是把农民当作自己的“同伴”，“知音”，李国强实际上早已不是农民了。他所在的三元里曾是广州典型的“城中村”，2001年，这个“城中村”撤掉了村委会，组成股份公司，30多万都市“农民”成为公司股东，李国强也从原来的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村村委会主任转而成了“广州市三元里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如此改制的根据，是原三元里村的集体经济基础。

　　说起集体经济组织，李国强的肯定一定会超出许多人的预料——“我感觉分田单干在当时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阶段性的措施。社会发展到一定时候，还是要搞集体发展，这样才能使社会进步，才能够让农村有人办事，有钱办事，”“要想真正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农民致富的问题，还是要靠乡镇企业”。

　　除了“集体经济”，整个采访过程中，另一个被李国强反复提及的词是——“阳光财政”。

　　“阳光财政”应该推广到全国

　　《法人》：在2004年的全国人大会上，您建议增加农民代表的比例。那么，据您统计，目前，农民代表在全国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大概有多少？

　　李国强：全国的数字我没有，但广东真是少得非常可怜。广东代表团140多个代表里面，农民代表可能才十分之一吧。

　　《法人》：全国人大对这个问题是如何回复的呢?

　　李国强：回复就比较模糊了。后来给我们解释是96万农民产生一个人大代表，24万城市居民产生一个代表。我觉得这个就不成比例。

　　《法人》：今年的两会又要召开了，您会提什么议案或者建议？

　　李国强：我们广东省代表团在开会之前，组织参加了一些代表进行社会调查，我参加的是社会保障这一块。现在中央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要可持续发展，社会保障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所以，我们选这个课题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法人》：就全国情况来说，广东省人大在改革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您有这个感觉吗?

　　李国强：这个感觉我们身在其中应该说是有的，但我们没有外部人感觉那么强烈。因为广东一直走在改革开放之先，可能一些思想观念也先进一点，我们碰到的问题比起国内其它地方要早一点，这就迫使我们要正视、面对、研究这些问题，这样可能在提出一些建议、议案的时候相对来说好像就要早一些。

　　《法人》：2004年广东省人大一直在讨论怎么样监督政府花钱，实行阳光财政，还有人呼吁人大代表要专职化，您觉得广东省人大的这些举措能够推广到全国吗?

　　李国强：应该可以，而且必须推广到全国，尤其是阳光财政。应对社会发展，咱们的公共财政必须要建立，政府的财政运作必须精打细算。人大对财政的监督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应该做得更好一点。

　　《法人》：在全国人大，有人提过关于监督政府花钱的提案吗?

　　李国强：去年已经有了，是我们广东团提出来的，今年可能还有代表继续提这个问题。

　　《法人》：你知道全国人大对这个提案是如何答复的吗?

　　李国强：答复我还没有收到，我没有参与这份提案。但我没有收到答复不等于相关部门没有答复这个问题。最近财政部在广东这边搞了一些调研，开了一些座谈会，总结了一些经验，特别对广东的阳光财政这一块，怎么建立公共财政，也就是人大监督这一块，都征求了很多的意见。我估计在今年的两会上这方面可能会有新的举措出来。

　　“没有集体经济，办什么都难”

　　《法人》：您所领导的三元里实业公司原为城中村，听说这个村在改制前是广州一个非常富的村。

　　李国强：应该说历史上是这样的，现在也比较好，但现在我们也碰到了不少问题，包括企业的老化，体制的不适应，这些都得去调整和竞争。

　　《法人》：可不可以把改制后的公司理解成一个乡镇企业？

　　李国强：可以，完全可以。

　　《法人》：八十年代的时候，乡镇企业一直发展得比较快，但近几年似乎遇到了不少问题，有些停滞的感觉。

　　李国强：是的，这里边有一些深层次问题。历史上，乡镇企业作为国家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在，乡镇企业可以笼统地称为民营企业。从概念上讲，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不是国家投资，但是从肩负的整个责任来讲，乡镇企业比民营企业又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比如，民营企业老板对用人的录用，工资待遇都有绝对的控制权，而乡镇企业是以本乡本土的人为主，还带着原来集体经济的那种模式。我觉得正是这一点造成乡镇企业在尽量转制，有些地方就从集体的转成个人的股份制经济。

　　有些地方，如广州近郊还是沿用了原来的集体形式在发展，靠着一班干部的精神，或者说因为村民的需要，在完善企业的机制，包括发展方向的选择，重新理顺许多问题。

　　《法人》：转制中原来的乡镇企业被个人买走，这种情况似乎比较多，三元里这种情况似乎还是比较少，是这样吗?

　　李国强：是的。但是，我感觉，中国农村能够真正带领农民村民集体致富的，还是这种集体经济组织，包括华西村，包括京郊附近的好多村。只有这种模式才能给村民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发展的机会。

　　但同时，也不可讳言，这样的企业必须有一帮很好的脊梁骨去支撑，去奉献，企业才能够发展。

　　《法人》：您刚才也说了，这种集体经济的发展，需要一班干部的热情和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

　　李国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不能说是全靠。除了干部的努力，我觉得政府对这个问题也应该有一个新的认识，毕竟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认识，单干是一条权宜之计，包括现在讲的龙头企业它也有一个整合，有一种机制上的创新，从这个方面来看，政府可以考虑研究乡镇企业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我感觉分田单干在当时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阶段性的措施。社会发展到一定时候，还是要搞集体发展，这样才能使社会进步，才能够让农村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没有集体经济这一块，你办什么事都难。

　　总的来讲，还是需要一种整合，包括整合土地等各种资源，包括科技的进步，没有一个整合你怎么去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的问题。

　　重建农村“七站、八所”

　　《法人》：您刚才说到，要想真正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农民致富的问题，还是要靠乡镇企业，能具体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李国强：乡镇企业也好，龙头企业也好，都是为了解决现在农村存在的贫穷、落后的实际情况。但问题是，下一步要怎样去发展，这需要政府一些具体的理论指导和基础研究。另外，现在农村的七站八所（如农科站、卫生站等）都不存在了，农村的科技、医疗卫生等等，都因此面临许多问题。

　　《法人》：对于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这些网络，现在有一种说法是：“网断，人散”。不过，现在各地似乎也有一些恢复的举动。比如，去年，科技部在全国推广福建南平的“科技特派员制度”。

　　李国强：我注意到政府这两年确实在努力恢复。包括你刚才讲的科技特派员。这些公共服务，如果没有政府做基础，怎么去推广啊？农科所等科技机构下乡，农民是非常欢迎的。但是，科技人员不可能天天下乡，也不可能一天、一年都在下面。还是必须有一个完整的网络，这个网络我认为就应该由乡镇企业，或者由政府支持乡镇企业来完成。

　　《法人》：您之前提到，三元里改制之后一些应该由政府承担的职能没有转过去，村民们有意见；您现在又说，乡镇企业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这里面，是不是有矛盾的地方？

　　李国强：不矛盾。根据国外的经验，所有的农业农村，不是不投入，而是大多投入在基础方面，包括基础设施，刚才讲的各种网络建设，人员投入。政府除了这些投入之外，还要注重强有力的管理。如果政府只是投入，把监管交给个人，那也不好。

　　《法人》：您的意思是政府拨钱支持企业来完成一些公共基础设施的建立？

　　李国强：这是一个方法。当然，无论钱是拨到企业还是拨到村，都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方式来监督，不然，又吃了喝了。网络这一块，以农机为例，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了农机具的补贴，但是这个补贴补给哪呢？如果没有这个网络，弄得不好这个钱又进了一些不该进的人的腰包。这又涉及到一开始我们谈的阳光财政的问题。

　　如果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从上到下的网络，那么，这个资金、人员、技术就都有了实行的保障。

　　《法人》：重建这样一套网络，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李国强：以卫生网络为例，如果由卫生部来统计，全国有多少个村，多少个乡镇，每个村中央财政稍微补贴一些，每个行政村设一两个医务人员，那我觉得完全可以对付日常疾病的防治。这是花小钱、办大事，为农民办了实事。从中央财政来看，这笔数目也不是很大。另外，还有教育问题。哎呀，我总感觉我们中国钱要拿出来不是很难，政府不是没有钱，政府的钱拿出来之后，关键是不是真正用在刀刃上，这还是值得关注。

　　《法人》：还是“阳光财政”的问题。

　　李国强：现在每年花在农业上的钱不少，但究竟去了哪里？事实上，是一些靠近官员的企业得到了这钱。现在很多得到政府资助的企业不是集体的，而是个人的企业，没法要求它承担社会责任。但像乡镇企业能不接受监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