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曾在乡镇尝试海选干部、党政交叉任职等改革，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近年来，咸安区对乡镇事业单位（即通常所称的“七站八所”）进行了一场更为彻底的改革：撤销“七站八所”，全部转制为民营性质的企业或中介服务机构；职工一次性买断工龄，置换身份，退出事业编制；政府花钱买服务，变以往的“以钱养人”为“以钱养事”。

　　对“七站八所”的改革是乡镇综合配套改革中最艰难的一步。据了解，湖北省有一个镇的兽医站里，竟然挤进57个人。一个县光“七站八所”的人员就有好几千人甚至上万人。

　　一位最先推动咸安政改的官员评价，“乡镇的巨额运转经费其实是由农民在负担，乡镇事业单位改革是税费改革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

　　日前，本报记者对这场改革进行了追踪。

　　撤销“七站八所”，518名干部买断工龄，置换身份，部分干部外出打工

　　2003年，咸安区开始对乡镇直属事业单位进行整体撤销、转制为企业或中介服务机构。2004年8月，咸安区委、区政府印发《关于深化乡镇办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鼓励转制人员买断工龄、置换身份，变“公家人”为社会人。自愿置换身份的人员与乡镇政府（办事处）签订合同书，领取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后，完全解除与原单位的劳动人事关系。而原来由这些事业单位所承担的职能，或者由区直相关部门负责，或者收归乡镇机关负责，或者由乡镇政府定向委托给转制后的企业及中介组织负责。长期性的服务，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在撤销“七站八所”的过程中，有518名干部买断工龄，置换身份。为妥善安置这些人员，改革者鼓励他们到沿海发达地区打工，职级、职别不变，社会保险由所在单位支付，但必须自谋职业，每月只领取150元的基本工资。

　　2001年3月，咸安首次选派187名干部到沿海地区打工两年。5年来，咸安已经连续选派6批共800余名干部外出打工，其中400余名返回，其余近400人仍然在外打工。到现在为止，咸安已经选派了5批打工干部。

　　人称“打工书记”的向阳湖镇党委书记兼镇长郭冰生说：“我现在随时出去，随时可以找到工作。”郭冰生坦言，官本位思想在自己身上已经破除了大半，“原来看上级脸色行事，对上不对下，注重的是个人升迁和光宗耀祖，所以名利看得很重，一城一池都很在乎。现在我会想，如果在书记位置上干了三五年，河山依旧、面貌依旧，即使自己升迁了，也很愧疚。”

　　改革前，乡镇领导一年到头都在筹钱发工资，对乡镇公共建设有心无力；改革后第一年，一个乡镇的工资开支就省了近60万元

　　改革的效果是明显的。

　　郭冰生说，原来人多，吃大锅饭，责任不明确，事情没人做。而且，由于以前镇里是“吃饭财政”，一年到头，镇领导都在筹钱发工资，对乡镇公共建设有心无力。改革后，去年光工资就节省了近60万元，镇里投到村里的钱有40多万元。

　　咸安区党组成员、区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办公室主任李昌平说，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只有具有农艺师资格的人才能承包，改革可以把真正的农业技术人员留下来，把通过走后门挤进农技站的人淘汰。2004年，水稻病虫害比较严重，但粮食依然增产。改革后，上级布置的工作有人做了，来自上级职能部门的压力也减少了很多。

　　他告诉记者，乡镇改革奉行两大原则，一是“两减一不减”，即减人、减编，但不减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投入；二是“两变一不变”，即变身份、变观念，但为农民服务的宗旨不变。

　　“虽然‘七站八所’改成了企业或中介机构，但如果人、财、物不与政府彻底脱钩，就存在反弹和重新膨胀的危险”

　　一位参与咸安乡镇改革的官员认为，“七站八所”的改革对象其实是受益者，在乡镇财政无以为继的情况下，很多人的工资已经被拖欠多年，现在通过买断和进入社保体系，他们有了基本生活保障。

　　但他同时担心，虽然乡镇把“七站八所”改成了企业或中介机构，但如果“七站八所”的人、财、物不与政府彻底脱钩，就存在反弹和重新膨胀的危险。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吴毅表示，乡镇改革不能用休克疗法，因为乡镇机构不是一两年内膨胀起来的，也就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全部“消肿”。

　　吴毅说，改革必须考虑乡村的政治文化和运行逻辑，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想通过“一揽子计划”解决所有问题是不现实的。乡镇政权中的弱者在承担改革的成本，有的人在基层政权组织中辛苦工作了一辈子，一下被彻底“分流”、推向社会。这些人若不妥善安置，将可能成为改革的反对者。甘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