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记者/贺萌

　　有这样一则故事：某人左耳微痒，谨慎起见，去看大夫。大夫建议他服用6粒青霉素药片。两天后，微痒没有了，但腹部却起了一些红斑，奇痒无比。于是这人又找了一位医生，医生告诉他，有些人对青霉素有过敏反应，服用12粒金霉素药片，几天之后一切就会正常了。

　　金霉素取得了预期效果：斑点消失了；但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此人膝盖浮肿，高烧不退。他又向一位资深大夫求救。资深大夫给了他一张32粒土霉素药片的药方。很快，那些症状都消除了，但他的肾脏却出现了致命的疼痛。

　　又有一位医学专家给他打了64针链霉素，将他体内的细菌统统消灭干净。但不幸的是，他的肌肉和神经也遭到了灭顶之灾，唯一的解救办法是服用大剂量的氯霉素……生命走到尽头的那一刹那，这个人才想起，他左耳的微痒是由一只蚊子的叮咬引起的。

　　读罢这个故事，相信没有人会觉得好笑，相反却是更多的担忧。医学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解除病痛的灵丹妙药，但诸多用药事故带来的悲剧不断提醒人们，药品也会带来更大的伤害。

　　少年杀亲与抗抑郁药安全之争

　　2005年2月15日，美国法庭判定，开枪射杀祖父母并放火烧房毁灭证据的少年克里斯托弗·皮特曼有罪，并对其处以30年有期徒刑。

　　克里斯托弗用鸟枪弑杀祖父母时只有12岁，那是2001年9月的事情。而这起案件之所以在美国备受关注，并不仅仅是因为凶犯的年轻与残忍，更主要的是，克里斯托弗从被捕起就声称是自己服用的抗抑郁药“左洛复”导致他失去理智。而这一情节，使得美国多年来对抗抑郁药的争论再起烽烟，再次将抗抑郁药物的安全问题推到了法庭、制药巨头和消费者的面前。

　　克里斯托弗自小就生活在父母的分分合合之中。2001年，当母亲再次离开的时候，绝望的他离家出走并试图自杀，随后被送进一家精神病医院并开始服用抗抑郁药物，靠药物控制情绪。据克里斯托弗祖父的家人描述，服药后，克里斯托弗开始显得烦躁不安，有时还对着自己的皮肤自言自语，而这些症状据一些医生认为是服用“左洛复”后的副作用。不久，血案就发生了。

　　克里斯托弗所服用的由辉瑞公司生产的“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左洛复”成为案件审理的关键。因为案件发生的时候，正是美国科学界和药品监管部门开始衡量抗抑郁药物对青少年心理可能造成的副作用的时候。正如《纽约时报》的报道所说：“法庭辩论同科学思考以及家庭悲剧纠缠在了一起。反对抗抑郁药物的团体和人士与辉瑞制药分别站到了被告和检察官的身后。一时间，法律人士、医学专家和社会活动者都在法庭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据报道，在美国，各大制药公司每年来自抗抑郁药物的收入高达140亿美元；抗抑郁药物服用者自杀倾向和暴力行为是普通镇定药服用者的1.8倍。虽然到目前为止，关于抗抑郁药物是否会致人精神失常、行为失去控制仍没有一个定论，但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并成为美国医药安全领域最受关注的话题。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也就是抗抑郁药物投入市场五六年的时候，一些公众组织已经注意到了药物副作用的问题。“药物常识国际联合会”认为，抗抑郁药物“会对大脑形成过度刺激，让人处于类似梦游的状态”。英国科研人员也在2003年表示，大多数抗抑郁症药会增加儿童自杀的危险，因此建议大规模限制使用抗抑郁药。2004年，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首次向公众承认，抗抑郁药会导致有些儿童和青少年出现自杀或杀人倾向。可以查证的案例包括，堪萨斯州13岁的少年马修在服抗抑郁药期间自杀身亡；加利福尼亚州一名青年无故殴打朋友，也被指与服用“左洛复”有关。

　　随后，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命令“左洛复”及其他抗抑郁药的生产商必须在药品标签上注明“会增加儿童自杀风险”的警示语。但这一规定显然与反对抗抑郁药物人士的愿望大相径庭，加上“左洛复”的生产商是财大气粗的辉瑞制药，有关其抗抑郁药品有“诱杀”嫌疑的诉状从来没有赢过，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因此蒙上了管理药品不力的名声。

　　克里斯托弗被定罪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宣布，将建立新的药物安全委员会，改善市场上对药品安全的监督状况。支持慎用抗抑郁症药的专家认为，家长们需要更加准确、详细的信息使自己既能医治好孩子的抑郁症，又能防止药物导致孩子自杀或杀人情况的发生。支持者还建议，应当为家长们编写一本有关孩子们服用抗抑郁症药的小册子，该册子能说明孩子是否适合服用该药、提示家长孩子们自杀的征兆等等。

　　正如克里斯托弗的家人在判决后提醒人们警惕药物安全问题所说的那样：“每一个父母在给自己的孩子服用精神科药物的时候都得小心行事，因为我们的悲剧在将来很可能就会发生在你们身上。”

　　环球杂志授权使用，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