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孟绍群

　　专家呼吁：安全重于节约，该停用的要停用

　　3月20日，在肯德基两款食品曝出含有致癌物质“苏丹红”仅仅4天后，这家在消费者心目中有着良好信誉的跨国公司再次传出消息：又有3种食品含有这种物质。

　　自2月18日，英国食品标准署向消费者发出警告，并在网站上公布了要求回收419种含有“苏丹红”(一号)的产品的清单开始，到3月初，北京在亨氏美味源(广州)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某辣椒酱中查出含有“苏丹红”(一号)色素，类似的新闻就不停地敲打着消费者脆弱的心理防线。

　　中国消费者协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俊海焦虑地对记者说：“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还不是索赔，而是消费者自觉地拒绝消费可能含有这种物质的产品，同时政府尽快把大量含有‘苏丹红’物质的产品清出商场的货架。”他同时呼吁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安全重于节约，立即停止食用没有吃完的含‘苏丹红’物质的辣椒酱等食品。”

　　可怕的“消费安全警示真空期”

　　尽管辣椒酱、番茄酱等相关厂商的数十万种食品眼下正在被质检部门紧急抽检之中，然而，记者在连日的采访中却发现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大批消费者仍毫无警觉地在超市调味品货架上购买各种辣椒酱、番茄酱等调味品及休闲食品，肯德基等洋快餐店也依然是食者盈门。

　　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可疑食品抽检结果未出之际，仍然存在消费安全警示真空期，消费者事实上面临抽检结果不确定的风险。

　　也就是说，当有关部门宣布召开已经检出含“苏丹红”的食品时，消费者自然会封杀这些曝光食品，但等到在其它食品检出“苏丹红”时，大批的问题食品已流入了市场终端，盲目的消费者又不知消费了多少问题食品。

　　处罚依据一片空白

　　各地质检部门对“苏丹红”的清查并没有像人们希望的那样立竿见影，相反，一些“涉红”单位非但不主动撤下相关问题食品，反而一再声称自己是清白的。

　　武汉质量检验所化验室主任曾爱民说，我国早在1996年就出台了《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禁止把苏丹红一号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但在他十余年的从业过程中，从来没有进行过“苏丹红”的检测，也没有任何单位提出过进行苏丹红检测的申请，事实上就连曾爱民自己都没有见过“苏丹红”的标样。

　　北京市食品办公室综合协调处处长唐云华介绍说，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有关“苏丹红”的统一的检测方法和标准，现在依据的是欧盟的标准。而有关部门以及地方规定的食品安全标准用的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本地地方标准中涉及人体健康和人身安全的强制性标准”。标准上的不接轨，不仅为执法带来了难题，也为一些不法企业提供了可能的“避风港”。因为，即使被查出有问题，如何处罚也没有法律依据。

　　食品安全监管品质也要与国际接轨

　　“要不是国外发现问题，中国的消费者岂不还蒙在鼓里？”北京律师向东认为，这反映出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品质还有待进一步与国际接轨。

　　她说，中国产品经常遭遇发达国家绿色壁垒，正是这种监管品质上巨大差距的表现。从有关部门的日常监管活动中可以看出，当下中国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疲于应付的是产品的假冒伪劣，检测技术、卫生标准、监管重点、打击对象等都定位在“是否假冒伪劣”这个层面。而一些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的标准则要高得多。比如：要检测水果表面对人体有害的细菌是否超标、饼干的包装是否符合绿色标准，茶叶中的水分、灰分含量及重金属指标的铅含量是否超出国际标准……标准非常高，检测非常细，监管非常严。

　　该给食品安全立法了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食品安全成了人大代表关注的焦点之一，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沈莲清教授等多位代表都提交了这方面的议案。议案中提到，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之间存在体系不完整、内容不全面、职责不清晰等问题，这制约了对不法行为的打击。

　　有鉴于此，他们建议，在以后制定食品安全法时，可以针对性地进行立法。首先要拓展的是法规规定的监管范围。要约束到原料的种植、操作，初加工、精细加工，进入流通领域，直至走上餐桌，所有的环节都要有连贯性的延伸界定。同时，对于诸如不确定的、可能存在的危害，在不可能给出具体规定的情况下，至少要给出一个大致的约定、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