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1949年以来中国最大卖官案”的原黑龙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卖官受贿案，昨天上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据报道，此案涉案官员众多。通过大肆卖官鬻爵，马德共收受贿赂600多万元，另有大量来源不明财产待查。

　　我们常说，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而买官卖官正是最典型的吏治腐败。在中国古代，买官卖官乃公开的秘密，最著名的当属东汉桓、灵二帝的公开张榜卖官，桓帝时“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灵帝时二千石官2000万钱，四百石官400万钱，县令长按县土丰瘠各有定价，富者先交钱，贫者可赊欠，到任后加倍缴纳。所以，尽管马德案创造了中国买官卖官的一项新纪录，但人们读到其中某人给马德送了50万，第二年就被提拔为县长；某人给马德送了25万元，只是为保住其现任官职不被别人“买了去”；马德有次因病住院，一个星期就在医院里收了240万元……之类的故事时，或许并不会感到特别新鲜。

　　要言之，买官卖官的歪风邪气源远流长久盛不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一些地方，官位炙手可热，含金量高，升值潜力大，花50万买个县长，顶多不过两三年，不但能顺利收回成本，而且还能赚他个盆满钵满，何乐而不为？对于这个简单的道理，中国古人有非常精到的描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中国的反腐败斗争进行到现在，通过制度文化建设，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已经成了各界的一个共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对于买官卖官的预防和治理，主要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一是限制官员的权力，特别是限制上级官员利用个人影响干预和决定下级干部任免的权力。官员的权力是政府权力的一部分，限制政府的权力是民主宪政的根本要义，限制政府权力的过程，就是保障公民权利的过程，限制上级官员干预和决定下级干部任免的权力，就是保障公民通过推举、投票、质询等手段影响或决定干部任免的权利。如果市委书记马德的权力有限，不能明里暗里决定下辖某县县长的人选，也就不会有人掏50万向他“买”县长了。

　　二是降低官员权力的含金量。这有赖于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令政府权力从社会和市场的诸多领域退出，由社会和市场的力量主导配置资源，使得官员除了合法的公务消费、职务待遇和薪金收入之外，在社会和市场上再也生财乏术。行政权力的含金量降低了，行政职位对那些一味追求金钱的人的吸引力也会随之降低。

　　三是国家和社会亟待在“官本位”之外建立起新的评价体系，使那些在政界之外的其他领域建功立业的人，也能享受到足够的荣誉，树立起崇高的尊严和成就感。比如一个人长期甚至一辈子都在一个不大的地方，或担任公益性职务，或经营支柱企业，为当地的社会自治和经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社会就应该承认他，民众就应该景仰他，那么他就大可不必为自己未曾在政界发展而遗憾，更不可能产生花钱买官的冲动。

　　马德案的依法审理，更清楚地暴露了买官卖官的症结所在。要从根本上遏止吏治腐败，需要我们在制度建设上付出艰苦的努力。潘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