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舍己救人者———金有树和李学生，以同样的救人义举和迥然各异的境遇，同时走进公众视野。

　　如果不是身陷窘境时的那封求救信，可能不会有更多人知道四川开县农民金有树的义举。他以沉默的方式应对“农民英雄”的赞誉，其实对他而言，活着比“英雄”更珍贵。但是他死了，死于地方政府和公众的冷漠，死于本不该有的袖手旁观。

　　金有树曾经救过19人，并因救人身染重病，无钱医治。没有任何人给予他应有的帮助———不管是乡亲邻里，还是当地政府和官员，甚至那些他曾经救过的人，都没有。最后，年仅45岁的金有树背着一屁股债离开医院，病死家中。

　　同样，如果不是因为瞬间的壮举，李学生也一样不为人知。这个在温州打工的河南商丘青年，干了一件他认为值得的事情，用自己生命去营救在铁轨上玩耍的孩子。

　　李学生显然比金有树幸运。这种幸运不仅在于他的舍身救人打动了所有善良的人，让公众不再面对道德缺失冷漠无言，更在于他的付出获得了应有的回报———物质和荣誉上奖励。河南省委书记慰问李学生家人时称赞说：“李学生是我们河南人的骄傲！”以及更重要的，鼓励见义勇为机制的推进———“见义勇为青年英雄子女助学基金”的设立，见义勇为奖励和表彰办法的制定。

　　不管是金有树，还是李学生，他们在救人的瞬间，肯定没有想到回报。但是社会、公众对这种行为的态度，却直接影响其他人在危急时刻的选择。换言之，如果助人者的行为得到鼓励和肯定，将会带动更多的人效仿，并由此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反之亦然。

　　虽然事后开县政府欲追认金有树为烈士，并决定报销其住院期间的医药费及欠款。但是这一切，无法抹去一个救人者本不该遭遇的无情与冷漠，无法挽救“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实窘境。没有人敢保证，下一个见义勇为者能逃脱同样的命运。至少，金有树的乡里乡亲们，知道金有树的人们，在面临“要不要救人”的考量时，会不会想起金有树的遭遇。

　　显然，金有树和其他助人者的类似遭遇，已经影响了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冷漠自私、损人利已、见利忘义，几乎成为这个社会的通病。人们一方面在呼唤道德诚信，一方面又以自己的袖手旁观加剧着冷酷的蔓延、信任的缺失。

　　这就需要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给善行以鼓励，给道德以回报，从而引导个人由单纯的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转而考虑个人、他人、公众利益并举。作为公共利益服务者的政府，此时责无旁贷。

　　尽管政府不能够决定公众的道德、信仰，但是其通过大众传媒等传播工具对道德理念的宣传，无疑会影响公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而官方的认可本身，就是对某种行为或观念的支持与鼓励。

　　鼓励利他行为的激励机制（比如授予荣誉称号、建立基金、给予物质精神上的奖励）的建立，是一方面，而道德倡导者本身的言行，也是另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宣传是一回事，作为又是一回事，那么再好的道德倡导和教化，都只能是自欺欺人的空洞口号。冯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