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是美国最富有影响力的主流报纸之一，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舆论具有重大影响力。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华盛顿邮报》如何看待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美国国际形象的变化？“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对媒体百般打压。在水门事件中名声大噪的《华盛顿邮报》如何应对来自政府的重重压力？随着《纽约时报》、《今日美国》报先后惊曝造假丑闻以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节目主持人丹·拉瑟因报道布什兵役记录失误而黯然辞职，有人预言长期占据垄断地位的美国自由派主流媒体开始走向衰败。《华盛顿邮报》如何看待这一预言以及它自己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长期以来，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美国各大主流媒体极尽妖魔化中国之能事。如今，《华盛顿邮报》对中国的报道是否还戴着有色眼镜？

　　带着这些问题，人民网驻美国记者唐勇日前对《华盛顿邮报》总编辑菲利普·贝内特进行了独家采访。

　　“民主可以有很多种定义”

　　记者：根据多项民意调查，伊拉克战争后，世界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在内）对美国现在的外交做法都感到不满，美国的国际形象可以说一落千丈。作为美国一家权威主流媒体的总编辑，您如何看待目前在世界上蓬勃兴起的反美浪潮？

　　贝内特:美国的国际形象跟它的外交政策，尤其是美国政府对伊拉克和中东的政策直接相关。“9·11”事件过后，布什政府在外交上改变了与同盟国协商的传统，搞起了单边主义。在很多重大外交问题上，布什政府都不再跟盟国商量，也不愿意在外交上与别国达成妥协，而是只考虑美国自己的利益。布什的做法甚至在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中也制造了深深的裂痕。因此很自然，美国的形象在海外特别是在美国的盟国会跌落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但中国读者必须看到，美国的形象不是单一的，美国政府的形象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尽管全世界许多人都对布什政府不满，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们对美国文化的热情。包括电影、音乐等在内，美国文化今天在全世界依然大行其道。美国电影风靡世界，相信在中国很多城市都看得到。互联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借助互联网，美国英语在全世界达到前所未有的普及程度。所以，美国的国际形象实在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其中包含了许多极其复杂的力量。如果用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来看待美国的国际形象，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记者：布什政府把民主和自由的旗帜举得很高。但全世界许多人都对美国推行民主背后的动机表示怀疑，认为美国很虚伪，表面上打着民主的旗号，实际上是在谋求自己的利益。您认为呢？

　　贝内特:布什政府相信，在促进自由民主与实现美国自身利益之间并没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他们坚信，在世界上促进民主，会使得其它国家对美国更加友好，从而更加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

　　但环顾世界，你会发现，布什政府并未在全世界不同地区推行相同的民主标准。美国是巴基斯坦和沙特的盟国，但这两个国家显然都不是民主国家。美国与中国保持了一种复杂的关系，但中国也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你可以把美国在全世界推行民主称为虚伪，或者冠以任何你认为合适的标签。

　　美国政府在口头上宣称要在全世界推行民主，但在实际行动上做的又是另外一套。布什总统在就职典礼中曾经大张旗鼓地宣称要在全世界推行民主和自由，并把它作为第二任期的第一要务。但就职典礼刚过了一天，布什的立场就出现了倒退。他在另外一个场合解释说，传播自由和民主只是美国政府的长远目标，而不是目前即将实行的政策。在处理外交问题时，理想主义虽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认为，迄今为止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仍然在布什政府的外交决策中占据主要地位。

　　记者：美国政府一直认为，美国的民主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您认为呢？

　　贝内特:民主可以有很多种定义。作为一名中国记者，我想你一定有你本人对民主的定义，而这个定义是跟中国的历史和你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相符合的。我也有我自己对民主的定义。世界上其它国家也有它们自己关于民主的定义。

　　让我举个例子。在某种意义上讲，民主就是让大多数人当家作主，但民主同时也意味着少数人的权利得到保护。英国前首相邱吉尔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民主是我们能够想得到的所有制度中相对说来最不糟糕的一个。”言下之意，民主从来就不是完美的，民主制度本身也有很多必须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比如美国的民主制度就面临很多内在的矛盾、挑战和冲突。所以，民主从来就不是拯救国家的灵丹妙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将坏事都变成好事。民主有它本身固有的利弊优劣。

　　记者：那么您认为美国应该领导这个世界吗？

　　贝内特:不，我不认为美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应当领导这个世界。很难想像，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国家或者一群人能够领导其它国家。让某一个国家来领导世界是非常不健康的。其它国家的人民或许想与某个大国建立良好关系，或者向它学习有益的经验，但他们都不希望被一个外国领导。

　　当今世界是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走过来的。对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危害和缺陷，全世界都已经看得很清楚。有人说当今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美国要领导世界，并把美国自己的利益置于其它国家的利益之上。假如这一判断属实，那么这个世界肯定将迎来一个痛苦不堪的未来。

　　“我们未能对政府的说法保持足够的怀疑”

　　记者: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是美国人自己用选票选择的。而媒体号称是美国“第四权力”和“无冕之王”，对美国民众的选择有很大的影响。您认为，在美国外交政策出台过程中，美国主流媒体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贝内特:我认为《华盛顿邮报》的作用就是监督政府，使其对自己做出的所有决策负责。表现在国际新闻的报道上也是如此。《华盛顿邮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设立了一个记者站。我们驻巴格达记者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通过从前线发回的报道告诉读者布什政府想极力隐瞒的东西。比如，布什政府老说民主在伊拉克取得进展，但我们的记者通过独立的调查报道告诉读者，事情的真相远比布什政府所说的要复杂。

　　通常，这样的报道会跟政府发生冲突。我们经常面临来自政府的巨大压力。布什政府老是批评我们，说我们的报道跟他们说的不符。我们并没有屈服于政府的压力。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正是为了履行美国媒体的基本功能。

　　当然，我们也并非无所不能。在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问题上，《华盛顿邮报》也有它自己的局限性。现在的美国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正全面倒退，很多事情都变得越来越偷偷摸摸，对新闻界也越来越不友好，记者在获取有关政府的内幕新闻方面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目前我们所做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跟政府做斗争，力争获得对许多重要信息的知情权。我们认为这些信息应该是美国公众了解的。这些工作花去了我们大量的精力和资源。

　　记者：这一切都是因为“9·11”事件造成的？

　　贝内特:的确，“9·11”事件之后，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的许多政府信息现在都成了国家机密。在全美所有主流大报中，《华盛顿邮报》去年第一个在显著位置刊登了美军在伊拉克虐待俘虏的照片，揭露了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丑闻。搞到这些照片非常困难，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所以这对《华盛顿邮报》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美国政府当然非常不满，认为我们小题大做。我们总是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记者多做一些这样的报道。

　　记者:但我的感觉依然是：《华盛顿邮报》似乎不如过去那样敢作敢为了。《华盛顿邮报》去年8月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一篇自曝家丑的文章，对该报在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的报道进行了沉痛的反思。执行总编辑莱昂纳德·唐尼（注：在《华盛顿邮报》，执行总编辑高于总编辑）亲自对读者道歉，认为《华盛顿邮报》的新闻报道有些失衡，对反战的少数派关注得远远不够。《华盛顿邮报》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

　　贝内特:我认为有必要先向中国读者解释一下《华盛顿邮报》的编辑部运作体制。在《华盛顿邮报》，编辑部分为社论评论部和新闻制作部，这两个部门相互独立。作为总编辑，我只能管新闻制作部，管不了社论评论部。的确，在伊拉克战争打响前，《华盛顿邮报》的大多数社论和评论都支持攻打伊拉克，但这对该报的新闻制作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当然，在伊拉克的报道上，我们新闻制作部门也有值得检讨的地方。布什政府一直宣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我们未能对政府的说法保持足够的怀疑，而是一再重复报道美国政府的声音。我们的记者未能在这个问题上深挖下去，以便找到证据来挑战政府的观点。这一点就是唐尼向读者道歉的地方。

　　正如你所说，我们不够敢作敢为，以致未能大胆挑战政府的说法。当然，《华盛顿邮报》派驻伊拉克的记者也不可能通过独立的新闻调查来验证伊拉克到底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有紧密跟踪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的行踪，他们不失为验证美国政府的说法是否成立的一个有效途径。但遗憾的是，在伊拉克战争打响前，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的观点跟布什政府已经相当接近，即认为伊拉克很有可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当然也只好报道联合国的观点。

　　由此可以充分说明，要在类似有关国家安全的报道中搞到事情的真相，简直比登天还难。不过通过伊拉克战争前后的报道，我们得到了一些经验教训。我们知道，我们的胆子的确应该更大一些。

　　记者：有了在伊拉克报道上的经验教训，《华盛顿邮报》的这种“失误”不会在有关伊朗问题的报道上重演吧？

　　贝内特:我们每天都要刊发很多新闻，所以出现错误在所难免。如果布什总统明天发表讲话说，伊朗拥有原子弹，我们也只能报道他的讲话。毕竟总统的一举一动都是新闻。我们没有独立的途径来立即验证布什是否在说真话。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可以做一些独立的调查，来验证布什的说法，但正如我刚才所说，在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媒体很难在国外进行独立的调查，所以很难对某些问题做出十分公正准确的报道。

　　不过由于有了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我们现在已经更加小心谨慎，知道哪些地方我们没有尽力做好。新闻记者可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自认为自己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毕竟伊朗并非伊拉克。

　　记者: 我想对水门事件丑闻的报道应该是《华盛顿邮报》最光辉的一页了。您认为《华盛顿邮报》何时才能再现那样的辉煌？

　　贝内特:水门事件对《华盛顿邮报》来说极其重要，它是历史赏赐给我们的一件珍贵礼物。在整个水门事件期间，《华盛顿邮报》也面临着来自政府的巨大压力，要求我们配合政府放弃调查。但《华盛顿邮报》最终用行动表明，勇敢的老板、勇敢的编辑和勇敢的记者一定会取得胜利。这体现了《华盛顿邮报》的价值观。值得欣慰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没有失去这些宝贵的价值观。现在，揭露性的调查性报道仍然是《华盛顿邮报》的重要任务之一。水门事件中的调查记者鲍伯·伍德沃德今天依然在《华盛顿邮报》从事调查性报道工作。

　　我们珍惜《华盛顿邮报》在报道水门事件上享有的荣耀。记者就是应该去寻找那些能够影响大多数人的重大题材。改变历史的机遇将成为沉重不堪的负担，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抓住这个机遇。幸运的是《华盛顿邮报》抓住了这次机遇。

　　当然，获得荣耀并不是从事新闻工作的主要目的。我们认为，《华盛顿邮报》每天通过新闻报道，向我们的读者提供有关他们所在社区、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新闻也很重要。我们尽力把这份工作干好。我们感到，这份事业跟水门事件报道一样光荣伟大，也是在为民主的发展和国家的兴旺做贡献。

　　“美国主流媒体有越来越走向边缘化的危险”

　　记者:最近几年来，美国主流媒体老是出事。《纽约时报》和《今日美国》报先后惊曝新闻造假丑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节目主持人丹·拉瑟去年年底也因报道布什兵役记录出现重大失误而黯然辞职。这一系列丑闻严重损害了美国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有评论家认为，美国主流媒体的垄断地位正在终结，主流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急剧下降。比如，加州州长的改选，虽然《洛杉矶时报》在投票前呼吁选民不要投共和党候选人施瓦辛格的票，但最终施瓦辛格还是获胜了。去年美国总统大选，虽然几乎所有美国主流媒体都反对布什连任，结果布什照样连任。这些到底说明什么？

　　贝内特: 的确，美国主流媒体有越来越走向边缘化的危险。我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美国的主流媒体长期被自由派控制。这是因为大多数美国大报都在大城市创办，而大城市正是自由派和民主党势力最为强大的地方。跟一贯信奉自由主义的主流媒体相比，今天的美国社会却越来越保守，越来越富有民族主义激情，越来越信奉宗教，对美国以外的外部世界越来越闭目塞听。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这种社会思潮的巨大变动，美国主流媒体反应比较迟缓，在某些领域存在跟主流社会脱节的现象。比如对宗教的作用就重视不够。《华盛顿邮报》对宗教的报道就比较肤浅，报道视野也不够开阔。

　　其次，社会上普遍存在对主流媒体的不信任情绪。每当《华盛顿邮报》发表一篇文章，指责美军在伊拉克进展不顺的时候，我就会收到大量读者的来信和电话，指责《华盛顿邮报》不够爱国，认为《华盛顿邮报》之所以老是从负面的角度来报道伊拉克战争，只是因为该报对布什政府充满政治偏见等等。很多读者都认为，我们对布什政府充满敌意，在新闻报道中有意无意地在传达报纸自己的政治观点。

　　第三，今天美国受众的信息来源已经变得非常多元化了。除了报纸和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外，越来越多的公众依靠网络获取信息。像《华盛顿邮报》这样的精英报纸过去对新闻和信息拥有某种程度的垄断，今天这种垄断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被消解了。

　　第四，美国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动也对美国主流媒体构成很大的挑战。今天，美国人花在读报上的时间已经大大减少，而花在汽车上的时间则大大增加。所以美国主流报纸的发行量都在下降。《华盛顿邮报》的发行量虽然下降数量不大，每年减少上千名读者，但这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我们目前正在想办法扭转这一颓势。

　　“甚至在读者成为我们的上帝以前，公信力已经成了我们的上帝”

　　记者：美国传媒史上曾有一个时期，各报争着登那些涉及暴力、性、犯罪、流言蜚语、猎奇等“黄色新闻”，以迎合一些读者的低级趣味。近来，中国一些媒体也开始大炒特炒低俗新闻，形成一种风潮，对此，一些主流媒体如《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进行了狠批。在这种世界性的小报化风潮中，《华盛顿邮报》是如何保持自己的高品味和高格调的？

　　贝内特：你说的在美国的电视新闻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今天美国的电视银屏上充斥着犯罪和煽情的新闻。我经常在电视节目中听到一些不堪入耳的话语，由于这些词语太低俗，《华盛顿邮报》永远也不会在报纸上使用这些词语。

　　的确，煽情的小报在美国的许多城市依然还有市场。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美国主流媒体竭力想远离小报式的新闻风格，但坦率地讲，小报的新闻价值观对我们这样的主流大报仍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比如，《华盛顿邮报》今天刊登的有关名人的新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这些名人包括迈克尔·杰克逊等在内的影视明星等。迈克尔·杰克逊的案子目前闹得沸沸扬扬，有关他的新闻经常出现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其实这个案子跟整个国家并没有太大的相关。为什么我们如此重视他？就因为迈克尔·杰克逊是一个身陷性丑闻的社会名流。

　　记者：那么，今天美国的小报新闻与19世纪末期的黄色新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贝内特：黄色新闻的基本特点就是编造新闻，以刺激读者的想象。今天即使小报所报道的新闻，其准确度和真实度都远远超过当时的黄色新闻。《华盛顿邮报》过去一直非常严肃。今天，总的说来我们的报纸还是很严肃，但相对来说已经不像过去那么严肃了。我想这可能就是小报新闻对主流新闻的影响所致吧。

　　当然，这也同时反应了美国文化正在改变。正如你刚才所说，美国报纸都是商品，如果没有读者来购买它，它就会破产，所以媒体必须跟主流文化呼吸相通。但不幸的是，今天的美国文化正在变得越来越低俗和廉价。

　　《华盛顿邮报》不搞黄色新闻，也不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我们尽力做的是尽可能满足读者多方面的正当兴趣。我们已经认识到，除了新闻以外，我们的读者对很多东西都感兴趣，比如名人、时尚、家居装饰、健康等，这些都是美国大报过去很少关注的领域。

　　记者：《华盛顿邮报》是否建立了某种机制，以确保像《纽约时报》和《今日美国》报那样的丑闻不在该报发生？在防止虚假新闻方面，你们吸取了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贝内特：我们有很多经验丰富的编辑负责对记者的稿件进行审核。如果一旦发现问题，或者某些稿件有虚假的嫌疑，编辑就会提出问题，我们就会展开调查。我们也雇佣非常有经验的记者。

　　但是坦率地讲，要百分之百地防止虚假新闻出现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每天要刊发很多稿件，我们的编辑记者加起来一共有850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提前发现所有想要作弊的人。幸运的是，《华盛顿邮报》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出现那样的丑闻了（注：上个世纪80年代，《华盛顿邮报》女记者珍尼特·库克以杜撰的八岁吸毒小女孩吉米的故事骗得普利策奖）。所以我认为我们的这套制度还是有效的。当然，今天我们依然随时保持高度警惕。要知道，报纸的公信力就是一切。可以说，甚至在读者成为我们的上帝以前，公信力已经成了我们的上帝。如果我们失去了公信力，我们就会失去所有的读者。

　　记者：您们是如何强化编辑记者的这种公信力意识的？

　　贝内特：《纽约时报》丑闻发生以后，我们在编辑部内建立了许多新的制度。我们在编辑部内确保尽可能高的透明度和沟通性。所以我们的新闻编辑室才会有这么大，大家在一起办公。所以我的办公室总是对所有编辑记者敞开。如果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可以马上进行处理。在编辑部内部保持自由的讨论，也是确保报纸公信力的重要手段。

　　“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正在变得日益成熟”

　　记者：我的印象是，《华盛顿邮报》经常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共产主义的专制国家”，那里的人民“没有民主，没有自由”。为什么《华盛顿邮报》对这些负面的字眼如此感兴趣呢？

　　贝内特: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包括《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在内，几乎所有美国大报今天都不再将中国称为“专制国家”。《华盛顿邮报》已经有很长时间不再使用类似这样的字眼了。今天，我们依然称中国为“共产党国家”，那是因为这是一个事实，中国的确是为共产党所统治的。

　　今天，《华盛顿邮报》正在努力尝试去理解和反映中国的复杂性。去年该报就发表了好些篇有关中国市民社会的长篇报道。这些报道的主题多种多样，涉及到网络、工人、民工、政府与市民的冲突等等。这些报道全面反映了中国的复杂性。

　　中国是一个大国，每天都在发生很多不同的事情，这些事情很多是自相矛盾的。比如，中国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在短时间内让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脱贫，但同时中国也面临很多挑战，比如贫富分化加剧等。经济领域进展很大，但政治改革却进展很慢等。中国领导人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

　　记者：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贝内特:我们都应该拜中国为师。中国对美国人生活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在过去50年中，在美国发生的一切影响到了全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今天，中国的作用跟美国有异曲同工之妙。作为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中国将对世界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经济领域。这一点对美国来说也不例外。

　　记者：正因为如此，《华盛顿邮报》对中国的报道才应该更加负责任。不是吗？

　　贝内特:我们将尽其所能。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华盛顿邮报》在内的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正在变得越来越成熟。过去，《华盛顿邮报》对中国的报道内容比较单一，基本上都集中在报道政府新闻。今天，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新闻已经成了最受《华盛顿邮报》驻华记者冷落的一个角落。中国的社区、乡村、商业、经济、文化和科技创新等领域正吸引着我们越来越多的目光。这些领域的新闻比政府新闻有意思得多。

　　记者：但我的感觉依然是，贵报对中国的报道仍然主要集中在一些狭隘的政治话题上？

　　贝内特：不，这是不对的。如果你调查一下2004年所有美国大报的对华报道，你就会发现，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题材和范围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拓。可以说，2004年是美国媒体在中国派驻常驻记者以来对华报道最丰富多彩的一年。在过去，我们派驻中国的记者中文都不太灵光，今天所有驻华记者都能讲流利的中文。在过去，我们的驻华记者基本上不怎么出差，老是呆在北京。今天他们已经全国各地到处跑了。在过去，中国共产党的党代会和人大政协的两会往往是驻华记者报道的重中之重。今天党代会和两会不再是我们的驻华记者关注的焦点。他们对中国的环境问题、学生教育问题、商业问题、官员腐败问题以及一些文化问题更感兴趣。一句话，我们对中国的报道越来越丰富了。

　　在我被提拔为总编辑之前，我是《华盛顿邮报》主管国际新闻报道的副总编。当时《华盛顿邮报》在中国只有1个记者，而在俄罗斯有3个记者。今天我们在俄罗斯只有1个记者，在中国的记者数量却增加到了3名。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我们对报道中国的重视。我个人甚至认为，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重视程度超过了成天忙于伊拉克问题和反恐的美国政府。

　　当然，总的说来《华盛顿邮报》在中国的报道力量还是相对较小。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仅仅派驻3名记者，其实还是很不够的。但是我们已经在努力，争取做得最好。

　　记者: 所以您认为贵报对中国的报道是公正、客观和平衡的？

　　贝内特：总的说来，《华盛顿邮报》对中国的报道是客观公正和平衡的。布什政府里的一些政客经常会说出一些羞辱中国的言辞，以及一些对中国非常负面的评价。相比之下，美国媒体要平衡得多。我认为像《华盛顿邮报》这样的主流大报并未跟在这些极端反华的政客身后跑。我们所做的是尽量报道中国的全貌，而不是纠缠于一些引起争议的细枝末节。

　　“如果我是年轻记者，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中国”

　　记者：贵报驻中国的记者会遇到采访方面的困难吗？

　　贝内特：会的。但我们的记者在华盛顿也同样会遇到这个问题。所以我并不期望中国政府对外国媒体彻底开放，仅仅因为美国记者希望他们这么做。在过去，我们很难拿到中国的签证，也很难在中国旅行。现在情况已经好多了。我猜想情况大大好转的原因是，中国政府认识到，让外国记者进入中国，给他们提供法律许可范围内尽可能好的报道自由和条件，让外国记者报道中国的方方面面，而不用担心受到报复，具有重大的意义。如果我今天还是一个年轻的记者，正在考虑到哪里去从事我的新闻事业，我会好不犹豫地选择中国。

　　记者：是吗？

　　贝内特：当然！我认为中国目前是一个美国记者从事新闻工作的最好舞台。

　　记者：那您去过中国几次呢？

　　贝内特：三次。第一次是在1999年年底和2000年年初。第二次是2001年3月，期间我有幸采访了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第三次是2003年11月，期间我又采访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其它一些政府官员。感谢《人民日报》领导的热情邀请使我的访华行程能够成功。在北京期间，我曾经专门参观了《人民日报》在北京的总部。

　　记者：请问您本人对中国和中国普通老百姓有何印象和感受？

　　贝内特：中国真的让人感到有难以置信的活力，发展潜力巨大，景色无与伦比，中国文化也是如此丰富多彩。每次到中国，我都看到和学到了一些新东西。每次到中国，我都感觉自己看到了世界的未来。真的，中国今后如何发展将决定这个星球的未来。

　　记者：您对中国领导人的印象如何呢？

　　贝内特：我认为自己没有资格来评价中国的领导人。每次当我采访中国领导人的时候，我都感到他们准备充分、应答自如，知识渊博，富有远见，对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充满了自信。我认为，中国领导人真的很辛苦。他们要管理的这个国家如此庞大，又有这么多的问题需要对付。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