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农民王衡曾卖香油凑路费检测新型防治水害材料，表示将争取当选院士

　　王衡

　　1950年生，小学文化，山西省万荣县光华镇王胡村农民，现为山西建华化工厂厂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前日，200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王衡申报的“地下工程水害防治新技术”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王衡成为第一个获得国家科技大奖的农民。

　　王衡的发明被认为是国内外防治水害的新产品和新技术，可以代替部分进口产品。王衡发明的产品和技术已在国内1180项工程中得到应用。专家估算，至少为国家节约资金11亿元。

　　当时我就想，这辈子就干这个了

　　新京报：首先恭喜你获奖，作为一个小学文化的农民，获得如此高的奖励，有什么感想？

　　王衡(以下简称王)：谢谢。首先要感谢工程技术人员的帮助，是他们使我从无知到懂得行业领域的知识，并发表了一些新理论，成为一名专家。

　　新京报：小学你共上了几年？为什么会辍学？

　　王：我生在天津河东区。1962年全家被下放山西省万荣县光华镇王胡村。第二年，五年级上学期的时候，父亲病故了，母亲在当地没有任何亲朋好友，家里没有劳动力，挣不到工分，只能辍学回村里干活，那年我才13岁。

　　回到队里，每天白天给生产队饲养的7头牛割草，夜里就一个人赶到教室，借着同学的笔记自学半年，升六年级考试考了班上第二名。但因为家里没有收入，拿不上每学期两块钱的学费，只能辍学在家。

　　新京报：什么事情促使你去接触“地下工程水害防治”的？

　　王：1982年，我到天津办事，碰到一个人来天津走亲戚，老家是唐山乐亭县。他说唐山发生特大矿水害，我就坐火车去看了一下。

　　新京报：那时，你对矿水害了解有多少？

　　王：什么都不懂，纯粹出于好奇。到那儿一看，井架很多，抢险队员很忙碌。

　　我住在煤矿招待所，每天都有轮休的抢险队员回招待所休息。我就拿着红皮笔记本，一句一句地问他们。待了五六天，总算闹明白了：淹了4个大型煤矿，五六万工人下岗。这才知道矿水害的危害这么大。

　　有一次，我自己跑到井架旁边看了一下，发现抢险队员正忙着从火车皮上往下卸大豆，180斤一麻袋，扛到井坑边解开倒进里面。

　　我就问技术人员，为什么要倒大豆？他就告诉我，要抑制矿水害，就要向里面填石块，大豆是为了填石块间的空隙。

　　一火车皮的粮食啊，就这样倒掉了，这件事对我刺激太大了。在唐山住了11天，本来应该回山西的，但我直接去了武汉。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去武汉呢？

　　王：水害的问题到底怎么样，我想到南方看看。到了武汉，我就换上轮船，沿长江一直向下，到南京、无锡、苏州、常州、扬州，一路走，一路调查。

　　40多天，我走访了上百个单位，发现23%的工程要停工治水，58%的竣工后需二次修复。矿上是透水，人防是大面积渗水，深基坑是塌方。治水不力的原因主要在防水材料上。当时，我就想：这辈子我什么都不干，就干这个了！

　　折腾快3年，两千多次实验都失败了

　　新京报：既没有技术又没有设备，你打算怎么做呢？

　　王：首先我要测试水泥在水里是不是凝固。没实验室，水泥是从运城化工门市部买的，用村里孩子滚着玩的那种铁环糊成厚两公分的水泥饼。第二天成型后，再晾干一天，放进水缸里浸泡两天后，拿起来砸破，看里面是干的是湿的，干的多，就说明它的抗渗性能好，湿的多，抗渗性能就差。

　　新京报：这种实验方法是从哪儿学来的，书上？

　　王：书上没有，全是我自己琢磨的。

　　新京报：结果怎么样，成功了吗？

　　王：折腾快3年，2000多次实验，都失败了，糟蹋了不少钱，后来算算帐，欠了3.8万的债。

　　新京报：一点收获没有？

　　王：要说收获吧，就是，有一次，我在水泥里放进了有机物，裂得跟菊花一样，说明这种材料不行；有一种材料，两公分厚的水泥只有纸一样薄的地方是湿的，抗渗性能非常好。村里一个老瓦匠，拿瓦刀“啪”地打下去，说：哎呀，小王，真不得了，比砖头还硬！可你这么弄还不行，你应该到质检部门鉴定一下。

　　新京报：你去检测了吗？

　　王：去了。1986年3月24日，我连夜加工了25公斤新材料，准备去洛阳检测。

　　没有路费，一头还没养大的母猪卖了，还不够，只好把家里剩下的5公斤香油也卖了，才凑了180块钱。

　　新京报：去洛阳检测的情况怎么样？

　　王：到了洛阳，一位总工听说个体搞研究，非常支持，说：明天把你的新材料送到实验室吧，当晚别提我有多高兴。谁知第二天进了实验室大门，准备进里屋时，就听见实验室主任跟那位总工说：从不给别人做，做，就得交3000元试验费。

　　我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一幕：没想到检测有这么难，要这么多钱！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止不住了。

　　饿到第三天，栽倒在实验台上

　　新京报：你打算下一步怎么办，回去吗？

　　王：那位总工又把我介绍到南京军区一个同学那里，叫周久如。4月9日夜里，我背着那25公斤新材料上了火车。

　　11日到了南京后，直到14日才找到周久如。周久如说：检测可以，如果有抗渗性能，1分钱不要，如果糊弄他，3000元加倍。

　　然后把我介绍给实验室主任郜宝法。第二天一检测，有抗渗性能但不达标(部颁标准)。

　　新京报：似乎又失败了。

　　王：是。可我想，有抗渗性能说明路子是对的。我就跟郜主任说：跟你商量个事儿，我给你当一个长工行不行，一分钱不要，麻烦你借一点仪器给我。每天，早上6点起来步行四站地到实验室干活，晚上借仪器做实验，夜里12点回到招待所。

　　新京报：当时你的生活处境是什么样子？

　　王：招待所好象是3块钱一天。每天吃两袋方便面，没有包装的那种，一共三毛二分钱，不吃菜。过了两个月，开始断粮了，没钱了。

　　新京报：没钱了，生活怎么办？

　　王：我每天拼命喝水。

　　第一天晚上，挺一挺还能睡着，第二天，喝水，睡不着，再喝水，还是睡不着，一个晚上喝了很多水，就是睡不着。

　　新京报：这段时间，实验还在继续吗？

　　王：我没好意思跟他们说。饿到第三天，我走到实验室就已经大汗淋漓了。模块凝固后，有20多斤，等我抱着第二块模块时，头一晕，栽倒在实验台上。

　　其他人看到我昏倒了，就用担架把我抬到医院。医生检查后，就冲着郜主任嚷嚷：胃里没有一点东西，你怎么还让人干活？

　　新京报：在你记忆里，最后检测成功是哪一天？

　　王：12月9号，那天至今我记得很清楚。平时我都比郜主任来得早，那天，我刚到，郜主任已经站在门口，看见我就喊：老王，成功了，达标了！我还不敢相信，问：郜主任，您说什么？郜主任又说了一遍，我才相信是真的。

　　郜主任马上又提出个问题，报告怎么写，产品叫什么名字？原来我只是想把东西弄出来，根本没想到起什么名字，想来想去，就把这项填补国家空白的新产品命名为“BR型增强防水剂”，B是抗渗指标，R是强度指标。

　　生产了25吨产品，一点儿也没卖出去

　　新京报：研制成功后，你下一步目标是什么呢？

　　王：回到山西后，同村里的10个人凑到了一块，对产品都很有信心，成立了建华化工厂。又请了30个销售业务员，都是村里的农民。不到1个月，30个业务员只剩下了1个，10个股东走了6个。

　　新京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王：生产了25吨产品，一点儿也没卖出去，买设备的9万6千块钱还是我向别人借的高息。都觉得无利可图。

　　我就跟他们说：赔钱，我来承担；挣了钱，我占一半，你们分一半。到了1988年年底，就产生了两万块利润，总算死里逃生了。

　　这两万块是怎么出来的呢？我制定了一项政策，4个股东每个人分5吨销售任务，轮流留一个人在家管账、看家。不到3个月就全卖完了。

　　新京报：5吨的销售任务是怎么完成的？

　　王：我主要是跑开滦。

　　第一个去的是钱家营矿，正碰上他们缆线渠挖沟。我就跟他们说，我先不要钱，你先做试验，看性能怎么样再说。他们就使用了一些，还在路段上插上写有“试验”的牌子。

　　紧接着工程出了点失误，按照要求必须刨掉已施工的水泥重新返工。别的路段早完成了，而试验路段却纹丝没动，矿上很生气，准备扣记施工人员的工作量。施工人员不乐意了：不是我们不好好干，是那里的水泥太结实。矿领导不信，亲自去试试，钢钎一打就冒火星，而别的水泥，一刨就散。矿领导说：这家伙不简单，怎么会有这么硬的水泥！这个矿订了我们不少产品。

　　家里的责任田，种了几亩小麦

　　新京报：(谈话中间，王衡拿出一瓶尼莫地片)你好象在吃药，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王：哦，1998年那年得过一次脑血栓。从那以后，出差就要麻烦一些。(翻开一个袋子，一盒一盒点着)银杏叶片、维生素E烟酸酯胶囊、尼莫地片，10多种药吧。

　　新京报：和工作太劳累有关吗？

　　王：1998年，新疆煤矿厅一连3次电话催要一个井下的抢救方案，我花了两天两夜总算干完了，心想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谁知早晨起来，穿不上毛衣了，左臂也抬不起来，想下床上卫生间时发现已经站不起来了。医院诊断是脑血栓，住了40多天院。

　　新京报：担心吗，那个时候？

　　王：身子不能动，但脑子想得比原来多。除了担心身体外，最担忧的是，搞了这么多年治水却没有系统地总结，技术发明能不能传下去。

　　养病的时候，每天早上输完液后，我便用能动的那只手写书，2000年，20多万字的《地下工程水害防治技术研究》出版了，我自费印了5000册。

　　新京报：患病这么长时间，厂子怎么样了？

　　王：当我恢复到能扶墙走路的时候，厂子发生了变化———又有两名股东退出了。那个时候我80%的时间都是思考厂子如何发展的问题。我意识到企业必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身体恢复后，我便把申请专利放在重要位置。到现在，企业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59项，我的目标是以11项发明专利为基础，建设特殊混凝土研究生产基地。

　　对于个人而言，我想向院士冲击，但多少年能够实现，不敢说。(笑)

　　新京报：顺便问一句，你家里的责任田现在还在种吗？

　　王：种，几亩小麦。

　　新京报：你还下地吗？

　　王：收种麦子的时候，还要去看一下，都用机器了。

　　新京报：为什么不请别人种？

　　王：我们那里没这个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