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位置瞄准已久，只是在拼命挤向这个位置的同时，日本似乎淡忘了自己曾经给别人留下的累累“疤痕”。

　　当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发表讲话声明“日本有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后，这些“疤痕”的疼痛再一次猛烈发作，一些国家的民众纷纷展开抗议活动，在中国，反对日本“常任”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

　　各大门户网站设置了抗议签名专区；

　　部分高校学生和市民自发展开签名抗议活动；

　　百名中国律师拟联名起诉裕仁天皇；

　　中国公民童增则致信安南，对他所发表的讲话表达了不同意见；

　　中华名人协会、全球华人反独促统联盟和世界华商维权联合总会发表《告全球华人同胞书》，强烈敦促日本政府认真反思军国主义战争罪行……

　　那么，如何看待这些来自民间的声音？它对于事态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民间外交”所能发挥作用的空间到底有多大？

　　如何对待民间行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高恒对这些民间行为表示赞赏，他认为，童增给安南写信的行为“是民间人士在处理对日关系问题上的新突破，是中国民间对日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一场持久的“说理斗争”的开始。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亚太室主任晋林波则表示，民间人士通过这些行为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与主张无可厚非，这是公民的一项权利，既正当又正常。作为中国人，或者是同情、理解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应该认同这些行为，因为它们符合中国人的情感与心理，符合历史事实。

　　同时，晋林波认为，对这些民间行为也不能放之任之，而是需要制度和法律的规范，“在对待民族情绪问题上，最好的办法是在一定的规范下自由表达，没有必要过多地加以干预。干预只能解决表面问题，不能解决内心问题。如果表达不顺畅，积压过多，可能有更多的不利。如果大家把意愿都表达出来，也可以相互碰撞，不断完善各自的意愿。”

　　高恒也表示，这些民间行为要符合国家的法律规定，这些民间人士要懂得一点国际法，不能乱来，要走健康表达意愿的路子。

　　高恒说：“目前中国的民间组织很多，鱼龙混杂，组织不是很严密，虽然说现代人的法制观念还算比较强，但总有些激进分子，有一些过激的行为。在爱国问题上，言辞激烈一点可以理解，但我反对采取过激的行动。”

　　民间行为作用的空间有多大

　　对于这些行为所能发挥的作用，高恒抱着肯定的态度。他认为，采取联名状告、致信国际组织这样的方式，目前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高恒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只有政府外交，但有些事情政府来做不大合适，而民间就有优势。因为现代国家都提倡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并举”。

　　据此，高恒提出两个建议。一个是希望童增等民间人士要有连续的行动，“不能写一封信就完了，我们还要一篇一篇来，进行一场说理斗争，讲清楚我们为什么这么做，要说服中间状态的人接受我们的主张。”

　　另外，他建议民间组织利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契机，要把声势做足，“不是中国人一定要揪住日本的历史问题不放，而是日本根本不承认其历史罪行——这要从根本上搞清楚。”

　　晋林波则对“民间外交”这个提法的科学性表示质疑。他认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民间外交”的概念并不存在。“外交本身是一种政府行为，民间不可能取代政府做事情，民间可以搞外交活动，可以进行国际交流，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外交，民间组织不能代表国家来缔结一个什么条约，因为这没有法律保障，必须要政府出面才能得到认可”。

　　“所以，民间外交其实是一种活动，只是起到传递信息、加强沟通的作用。”晋林波说。他认为，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并不会因为某个国家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在国内有很高的呼声，就赋予这个组织以权利，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政府的态度。

　　晋林波希望民间人士应该认识到这些行为最终所发挥的作用与预期目标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距，所以在实施这些行为的同时要有心理准备，对最终效果的预想要把握一个比较好的“度”，否则就会陷入失望。

　　晋林波认为，当前最需要做的并不是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给国际社会一个提醒，而是要认真地想想中国当初为什么会受害，以及如何避免再次受害。

　　他分析了当前国际社会的一些规则，其中一项就是崇尚强者。晋林波说，“这很现实。我们以受害者的身份进行呼吁，有时候能够博取一些同情，但是获得同情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在国际环境中，讲道理不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方法，中国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受到尊重，不是因为道理讲得充分，不是由于呼吁得力，也不是别人的同情，而是最近二三十年快速发展的结果。《环球》杂志记者/王国平 卞卓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