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丽华 何春中

　　4月13日，记者在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发现佘祥林故意杀人一案判决错误以及依法纠错的有关情况》的材料中，看到该院总结的4条“应吸取的深刻教训”。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教授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对这4条“深刻教训”逐一进行了点评。

　　教训一：要树立新的刑事司法理念。新刑事诉讼法中确定的“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过去法院在审理涉及到人命关天的重大刑事案件时，往往担心适用“疑罪从无”的原则会放纵犯罪，担心释放犯罪嫌疑人后，被害人家属上访造成社会负面影响，习惯过去的有罪推理或疑罪从轻的原则。只有坚持新的刑事司法理念，才能确保不出现一起冤案。

　　点评（赵秉志）：1996年《刑事诉讼法》虽然并未明确确立“无罪推定”原则，但是其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法学界通常认为，这一规定实质上体现了“无罪推定”之精神。因此，“无罪推定”之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应该得到切实遵循。

　　教训二：要树立办铁案的思想。如果法官在确认证据的真实性时，过于相信侦查部门的侦查结论，对可能存在刑讯逼供、诱供的证据，缺乏进一步调查、分析和核实，就容易导致证据采用失实。要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特别是在审理适用判处死刑、死缓刑、无期徒刑的重大刑事案件中，对关键证据应适用绝对性、排他性原则予以认定。佘祥林案件中，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时对有关证据疑点曾明确提出，法院未能逐一审查清楚而以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为由，草率下判，导致冤案发生。

　　点评（赵秉志）：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据运用要求，虽显笼统，且还缺乏基本的证据规则，但这实际上确立了排他性的证明标准，即证据的调查和运用上要排除其他一切矛盾，从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所得出的结论上，必须排除其他一切可能，而且必须得出惟一的结论。

　　佘祥林案中，便存在诸多疑点，无法排除被告人并非犯罪人之合理怀疑。湖北省高院尽管发现疑点并发回重审，但下级法院仍草率下判。实践中也曾发生河北省高院就某案件10年之内4次发回重审，但下级法院却近乎顽固地原样宣判，以致河北省高院最后不得不自行改判，从宽处刑。因此，如何强化上级法院的业务督导、提高其权威性，值得深入思考。

　　此外，从实践来看，刑讯逼供、诱供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被告人有时虽然提出存在刑讯逼供，但只要没有证据证明，即不予认定。实际上，应该在司法实务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只要无法排除存在刑讯逼供、诱供可能，即不能作为有罪证据使用。

　　教训三：要排除一切干扰，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佘祥林案件的处理结果是经过市、县两级政法委组织有关办案单位、办案人员协调有明确意见后，由两级法院作出的判决。这种近似于先定后审的办案方法，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是导致冤案发生的重要原因。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这条教训中总结道，作为审判机关应严格依法办案，即使有关部门组织案件协调，法院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办案，不受干扰，确保案件依法得到公正处理。

　　点评（赵秉志）：法院能够提高到这样的认识很重要，也很正确。的确，实践中比较普遍的存在上级机关协调办案的现象。应该说，这对于法院独立审判在不同程度上是有妨碍的。不过，仅仅由法院认识到这一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其实，上级党政领导机关尤其是政法决策领导机关，应当只是在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加以引导，而不能干涉具体个案的处理。否则，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造成冤案、错案。因此，在此问题上只有建立完备的制度保障，摒弃先定后审的办案方法，才能有效保证办案质量，最终实现司法公正。

　　教训四：要进一步增强办案人员的责任意识，严格执法，秉公办案。审判权的行使关系到人的生杀予夺，必须慎之又慎。全体审判人员除了要求熟练掌握法律司法技能外，还必须增强责任意识，要善于对案件的事实、证据以及证据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排除合理怀疑。合议庭对案件的全部事实、证据的真实性、合理性负责。审判委员会要严格把关。

　　点评（赵秉志）：合议制如今仍有相当的正面作用，应该坚持。特别是在死刑案件中，采用合议制可以防止个人片面、专断审理案件。但目前司法实践中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即合议庭审理走过场，承办法官“一言堂”，这与中国《刑事诉讼法》确立合议制的初衷是不相吻合的，应予纠正。而审判委员会制在现行体系中也是重要的审判组织。如果审判委员会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就可以提高办案质量。

　　不过，按照现有法律规定，死刑立即执行复核案件最终都应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这就有可能导致案件审理久拖不决。为此，对最高人民法院现有审判委员会机制有必要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