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行奇学博，负海内重望”，被梁启超誉为“清学开山”，其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与严谨求实的治学方法，一直为后人称颂。他在与其弟子潘耒的论学书札中云：“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这段话体现出顾炎武治学具有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和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也正因为如此，他在经史研究中，非常注意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尤其是在反思明朝灭亡教训的基础上，抓住一些有关“民生国命”的根本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求有用于天下。

　　一、“务本原之学”。顾炎武思想学术之大旨，全在于经世致用。他批评理学空言心性，对孔子“论政论学之大端”不闻不问。换言之，顾炎武认为孔子本是提倡实学、具有救世之心的，而六经贯穿着“救民于水火”的济世思想。因此，顾炎武呼吁“鄙俗学而求六经”，治学著文，一定要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相一致，这就叫“务本原之学”。为了践履这一学术宗旨，顾炎武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即“理学，经学也”。这里的理学与一般的理解不同。顾炎武认为，宋代以来的所谓理学到明代已成末流，不能称之为理学了，而是禅学。因此，真正的理学必须在经学以内谈，在经学中探求义理，乃治学之正途，至于时人所谓理学以及心学之类，都是“不知本”的后儒之学，当在摈弃之列。在顾炎武的思想学术体系里，理学、经学，都可视为实学的代名词。他认为圣人之道并不是超越现实的抽象理论，而是体现在言行、事功、文章里面，故践履圣人之道，就必须将其落实在具体的人事之中，所谓“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与天道在其中矣”。既然顾炎武把圣人之道归结为现实的人事，那么，专述圣人之道的经学，也完全可以从繁琐的章句中解脱出来，做到学用结合，经世济民。他说：“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证今。”正是有了这样远大的抱负，传统的经学研究在顾炎武那里才焕发出了新的异彩。

　　从传统的经学中发掘出经世致用的学问，是顾炎武思想学术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在他的代表作《日知录》中有具体的体现。全书内容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而对于其宗旨，顾炎武指出：“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又说：“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经世致用的思想十分明确。

　　顾炎武从“明道救世”的理想出发，为复兴经学不遗余力。同时，他认为通经要以音韵之学为基础，因此，他又对音韵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所著《音学五书》，对古今音学的流变进行系统研究，“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从而恢复古经的原貌，并正确地理解经义。

　　二、史学思想。顾炎武的史学研究，其志亦在于“明道救世”。他在《答徐甥公肃书》中说：“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撰著史书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作为当今的借鉴。因此，顾炎武治史，自然采取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立场，而对一系列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即“凡关家国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变之道”。在史学研究中，经济、政治制度是顾炎武关注的一个重点，像《田功论》、《钱法论》、《钱粮论》、《郡县论》、《形势论》等一系列文章以及《日知录》中的大量学术札记，对土地兼并、赋役不均、政治腐败等社会问题进行大胆的揭露，并进一步探索造成此种情况的历史根源。例如《日知录》卷10之《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条，以确凿的数字，并通过相关比较，具体说明了苏州、松江诸府田赋之繁重。由于过重的赋税，以至苏、松等地民众流离失所者很多。顾炎武深感赋重的弊端，希望朝廷当局“稽古税法，斟酌取舍，以宜于今者而税之”。在《郡县论》一文中，顾炎武则对郡县制这种政权的组织结构提出了批评，指出郡县之弊已极，使“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而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乃是高度集权政治。他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君主专制于上，导致地方官员在下面忙于应付，不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顾炎武认为，郡县制到了非变革不可的地步，“率此不变，虽千百年而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者矣”。于是，在研究历代政治体制的得失后，他提出了“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主张。这一主张不见得就能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但这种要求变革现有制度而厚民强国的思想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为落实治学以致用的志趣，顾炎武还特别重视“风俗”方面的内容，所谓“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在他看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因此，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十分重要。当然，顾炎武所提及的风俗，范围相当广泛，涉及到道德、家庭、人才、吏风等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相当于社会风气。对此，《日知录》多有探讨，如卷13“周末风俗”、“秦纪会稽山刻石”、“两汉风俗”、“宋世风俗”、“清议”、“廉耻”、“俭约”、“南北风化之失”等条，都是对晚周以来至明末社会风俗的历史考察，其中最重要者，则首推“清议”。顾炎武认为，历代风俗总是变化的，清议对风俗的影响就很大。如五代清议亡，士大夫尽失忠义之气；而宋朝清议之风复起，士大夫遂“以名节为高”，仁人志士能做到临难不屈。因此，顾炎武总结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显然，在明末以来社会风气极其败坏的情况下，顾炎武如此重视清议，其现实意图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试图通过倡导清议以扭转这种“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的颓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