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兰考县县委书记盛国民定下“十二万大军出兰考”的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目标不久，一则“京城乞丐：城里磕头　回家盖楼”的报道令盛国民蒙羞。北京一家颇有名气的都市报报道：“(北京)地铁站里的乞丐中，很多人来自河南兰考县和民权县。这些人‘城里磕头，回家盖楼。’”该消息10月19日被一权威传媒转载。《郑州晚报》记者随即向提供该稿主要新闻来源的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核实此事，未能得到对方的答复。　

　　10月22～25日，记者分别赴开封市兰考县、北京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这篇报道有不实之处，事实并非像京城部分传媒所言。国务院管理局通讯处处长李学义对记者表示：“我不认同盖楼是靠京城磕头讨钱一说！”

　　被质疑的一篇报道

　　“如今的职业乞丐已不满足于讨要一餐饱饭或一件旧衣，钱是他们讨要的惟一目的。来到京城的职业乞丐已经变成令同乡‘羡慕’的‘致富能手’。”

　　每天都坐地铁的记者最近一段时间却发现地铁里讨钱的小乞丐明显少多了。这是为什么呢？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民警的解答让记者咋舌，民警说，这些小乞丐中的大部分人平时在原籍上学，寒暑假才来北京行乞，他们把这种乞讨生活称为“假期打工”。

　　在地铁里行乞的乞丐有很多是河南兰考人和民权人。为调查当地的真实情况，北京警方曾带着部分在地铁里的乞讨人员资料，亲自驱车前往河南兰考县和民权县调查核实……“一村民指着一幢气派的二层小楼酸溜溜地对民警说，这栋房子就是主人靠在北京地铁里要钱盖的。据调查，村里最气派的小楼大多是京城乞丐的‘别墅’。”

　　10月19日，这篇转自北京某报的报道迅速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它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兰考在京老乡会会长、1989年就到北京打工创业的蔡普选说：“这不可能。”这位河南兰考人在北京白手起家，现在已经拥有一家建筑材料公司。他认为乡亲们回家盖楼的钱绝不是磕头得来的，而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的。

　　记者在京采访三次受阻

　　“此事已向领导反映过，还没有答复下来。”10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值班民警在电话里说，总队领导已经知道《郑州晚报》记者要求核实“在(北京)地铁乞丐的职业乞丐有很多是河南兰考人和民权人”一事。值班民警让记者留下联系方式，等待答复。他说，在没有接到领导答复之前，不接受任何采访。

　　这是本报第三次向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联系采访无果。10月19日，记者首次打电话问讯此事，当时值班民警记下联系方式后让记者等待答复。10月22日，记者再次联系采访，仍然无果。10月25日，记者还是未能采访到提供该报道部分新闻来源的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有关人士。

　　“我不认同盖楼是靠京城磕头讨钱一说。”国务院管理局通讯处处长李学义对晚报记者如是说，他觉得兰考人有韧性与上进心。与他持相同看法的还有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宣传处处长黄孔生。

　　记者在京采访期间专门乘坐了几次地铁，并没有遇到行乞者。

　　在西四环空军指军学院对面的地下道里，记者遇见一名行乞者。闲聊中他告诉记者，现在地铁里根本就混不下去，进出口管理很严。记者问他的“同行”来自哪里，他说：“五湖四海、天南地北，哪的都有。”他自称在北京行乞已经5年，不过没什么积蓄，因为要钱也不容易，根本谈不上什么回家盖楼。

　　兰考县蔡姜楼村盖楼的人很少

　　10月21日，兰考县县委宣传部的杨秋宪告诉记者，许河乡蔡姜楼村在兰考县是远近闻名的一个村子，那个村在北京打工的人已非常富有，逢到春节，回乡的人开着私家车排成长长一队。

　　记者走进蔡姜楼村，蔡姜楼村的小楼并不多，“他们在北京赚钱后，把妻子和孩子都接到北京去了，在那边买房盖房，几乎不在家盖新房。”许河乡政府工作人员薛怀善说，蔡姜楼村许多在京打工人员根本无意在家盖房子，由于长期不在家，许多人把老年亲戚请过来替他们看老宅。

　　终于有一幢楼房进入视线，一共两层，看起来新盖不久，楼主是本村人韩志强，韩志强一家现在北京。“这栋楼少说也要花10多万元吧？”记者试探着问。“估计还要多。”薛怀善说。

　　被蔡姜楼村人公认在北京发展最好的是蔡普选。1989年，蔡普选开始到北京打工，后来他把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接到北京，他在北京买了好几套房子。

　　记者整理了蔡姜楼村的一张财富清单：

　　蔡普选，北京宣颐1套房，170多平方米；玉泉营1套房，130多平方米；顺颐1套房；旧宫2套房；在大兴区巧克力城订购1套复式房；他有6辆轿车，拥有一家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

　　蔡智伟(来京前叫蔡华远)，三环边有房1套，120多平方米；轿车2辆；拥有一家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其余资产不详。

　　韩志强，二层楼(在兰考蔡姜楼村)，200平方米；北京大兴区有房1套，160多平方米；轿车2辆；拥有一家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其余资产不详。

　　盖楼钱和在京磕头毫无关系

　　这些人都来自河南兰考县蔡姜楼村。那么，这些人是不是如北京传媒所报道的那样，盖楼的钱来源于在京城地铁磕头乞讨呢？

　　蔡姜楼村的这些人都是十几年前去北京打工，白手起家，最终有了自己的公司。“村里至少有30人在京创业。”10月23日，蔡普选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说。许河乡乡党委书记马玉仁介绍，许河乡在北京的个体企业已达124家。

　　记者在北京见到韩志强时，他开着崭新的帕萨特到一朋友那里谈合作投资的事。谈起在家乡盖的小楼，他说，那楼盖得有些早了，现在没人住，也许等他老了后叶落归根时才回去住。

　　对于“京城磕头，回家盖楼”一说，韩志强认为这不是真实情况。

　　蔡普选和蔡普远是兄弟，蔡学军、蔡智伟是蔡普选的亲叔。他们选择的都是建筑材料行业，他们的创业模式几乎一模一样。先到北京打工，跟着别人干，一年半载后熟悉了工艺技术和流程，另立门户雇家乡人帮忙，家乡人干了一年半载后又开始单干。老板和伙计都是亲朋好友，最终形成一条创业链。

　　1988年，蔡智伟走出蔡姜楼村到北京打工。他是蔡姜楼村第一个来京打工的人，当时他的名字叫蔡华远，老板是他的山东姨表兄弟。表兄弟做的是保温剂，蔡智伟帮表兄弟送货，联系客户，有时也帮助调料。1990年，蔡智伟、蔡学军、蔡普远3人合伙，在朝阳区龙爪树小学租了一个空院子，以校办工厂的名义生产销售建筑材料。一年下来赚了2万多元，分钱之后，蔡智伟、蔡普远先后退出，只有蔡学军坚持下来。现在蔡学军已将公司交给24岁的儿子打理。

　　蔡普选是1989年到北京打工，开始选择的是建筑行当，后来与蔡智伟等人合作是他创业的第一步。3个合伙人分立后，蔡普选分到现金3000多元和一些应收账单，1994年至1999年，他将自己的建筑保温材料推向北京及其周边市场，挖到了第一桶金。然后他把哥哥和弟弟带了出来。

　　“蔡姜楼村人在这种互相影响和带动下，走出来很多人。”蔡普选说。除了蔡姓人互相帮带，还有其他姓的人，像韩志强，以及韩志强的几个兄弟。

　　子女成才是心中的“楼”

　　蔡普选说，他刚刚从加拿大考察回来，基本定下项目，与加拿大一家公司合作，在加拿大投资建厂。他说这样做是为将来移民打基础，移民是为了让儿子有另一种学习环境。他的儿子如今在旧宫学校读书。

　　据估计，至少有2000名蔡姜楼村人在京城居住，包括近100名入学的孩子。这些孩子分布在旧宫、灏海、豆葛等地的公立学校。从幼儿园到小学，直至初中、高中，他们完全享受和京城孩子一样的教育。

　　姜秋菊更能代表大多数在北京打工的蔡姜楼村人。她和丈夫在蔡普选的公司里打工，两人每年收入超过4万元。女儿王婷婷在旧宫中学上初一，每学期的学费不超过100元，这个支出仅占他们收入的极小部分。“现在多攒些钱，以后还让她在北京上大学呢。”谈起女儿，姜秋菊一脸幸福。她一家三口住在公司提供的宿舍里，一日三餐自己做饭，既可相夫教子，又不耽误做工。她已经来北京8年了，“什么都适应了。”寒暑假时，姜秋菊就让女儿回老家看望在家的老人。

　　姜秋菊没有梦想盖楼，因为女儿就是她心中的“高楼”。“如果磕头讨钱可以盖楼，你会不会考虑？”记者问。“丢死人了，谁干那事呀！”姜秋菊的脸一下子涨红了。她说，真要盖楼呀，那就像蔡普选这样，在北京城里盖。(晚报记者 杨宗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