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为什么不是宁夏人、青海人、四川人

　　河南人在外界形象不好，究其原因，这种不好的形象其实并不完全是因为经济上的劣势造成的。河南综合经济实力已排入全国前几位，人均收入也不是全国最低的，比起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要强不少，为什么单单河南人蒙此“奇耻大辱”？

　　有人说，是因为河南人太多，平均10个中国人里面便有一个河南人，因此，河南人的缺点才更加引人注目。然而，说四川话的人比说河南话的人更多，却也没有“享受到”河南人的“待遇”。

　　其实，最直接的原因，还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发生在河南的一系列丑闻震惊了全国。棉花掺假、毒大米、洛阳大火、输血感染艾滋病、贪官形象印入教科书、克扣民工、拐卖甚至走私妇女，等等，河南丑陋的一面在媒体上曝光的频率，超出了其他省市。

　　实际上，在大多数攻击河南人的话语里，最常见的是不守信、爱造假、乱闹事、好吹嘘这些词句。从中不难看出，被媒体揭露的发生在河南的一系列丑闻，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极少数河南人不按照游戏规则做事，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

　　河南人被“妖魔化”有着复杂的原因，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便是，随着市场经济和法治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人们越来越深恶痛绝某些打着历史和传统烙印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在以前往往是无所谓的，甚至是英雄、能耐和智慧的表现。中国人的习惯是，当他们对一种社会现象高度关注时，便往往要寻找一个具体的对象和人物来寄托感情，即所谓的“典型形象”，如让秦桧代表所有的奸臣。极少数河南人的不检点，致使河南人集中地、“偶然地”代整个中国人受过罢，这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对此，周大新还是认识得比较清楚的。他说，河南人是最中国的，河南人身上的毛病中国人都有，他们不过是更集中更典型罢了，你们笑他们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就像河南一位作家张宇说过，“河南人是中国人的娘。”

　　很多人以为，对河南人的歧视，这并不是有钱人对穷人的歧视，也不是单单对河南人的地域歧视，而是先进观念对落后现象的唾弃。

　　原因：计划经济导致歧视

　　其实，中国的地域歧视并不是最近才有的，最著名的地域歧视，可以以前的上海人为代表。一段时间里，曾有过一个流行的说法：在上海人眼中，全国人民都是乡下人。

　　上海人的这种良好感觉，既有十里洋场、“东方巴黎”的影子，但更多是计划经济的结果。

　　解放后，在全国的支援下，在中央的统一调配下，上海建成了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全国人民都以拥有上海出产的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为荣。上海人造成了中国第一座万吨水压机，建成了中国第一艘万吨轮。上海也以此大力“支援全国”。如此，上海人自可以用蔑视的眼光去看外省市人。

　　但是，大上海的地位，在改革开放后却一夜间失落了，而这正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引入，大家都站在了新的起跑线上。广东凭助后发优势，赶了上来。到了这个时候，会讲上海话不再代表着了不起。地域歧视就是这么不知不觉地在地域间转移着的。

　　但具有商业和金融传统的上海人能够很快适应这个变化。1992年以后，上海的巨变惊人。虽然，计划经济的烙印仍在——街道上跑的出租车，如今仍是桑塔那，但上海的确更多地在按照市场规则办事。在上海，不守信、爱造假、乱闹事、好吹嘘这一类行为，比起其他一些地区，少有市场，连出租车司机都有很强的契约意识。

　　上海人操起了普通话走向全国，操起了英语和日语走向世界。在上海，市场规则、国际惯例已经逐步进入日常生活，而中西部的一些省区却仍然有着很强的计划经济时代遗留色彩，表现在长官意志盛行、地方保护严重、人际关系复杂、审批手续繁琐、办事效率低下、不爱遵守合同、喜欢吹牛浮夸、骗一把是一把等，以致外商和东部厂家前往投资都怀有一种畏惧感。

　　“在上海，要靠喝酒搞定一个处长、司长，是不可能的，但在一些地方，却是事实。”一位从北方到上海工作的资深新闻界负责人说，“时代和规则变了，思维和行动也要变。有的地方在前进，有的地方却在原地踏步。一些地区官员正在与世界同步地管理城市，一些官员却还在用几年前、几十年前的办法来治理本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