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某派出所在其辖区的大街上悬挂“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字样的横幅，引起了舆论的口诛笔伐，也招致了一起官司，两名河南人以深圳龙岗分局的行为侵害了他们的名誉权为由，将对方告上了法庭，日前，郑州市高新区人民法院“经慎重研究”，正式受理了这起全国首例地域歧视案。

　　派出所作为一级政府职能部门，在行政行为中忽略了公民平等的宪法要义，伤害了河南籍人士的感情，的确值得反思，也应该公开表示道歉。两名郑州市民将派出所告上法庭，是依法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其行为本身无可厚非。不过，从法理上看，这起名誉权诉讼存在一些难解的环节，比如说，原告是不是合法的诉讼主体？从派出所的横幅内容上看，它只是强调要打击“河南籍”的犯罪团伙，并没有暗示河南籍外来人士都有犯罪倾向，更没有针对特定的自然人或法人，如果说它伤害了谁的感情的话，伤害的也是“河南人”这个宽泛的群体，但是，“河南人”并不能成为名誉权的诉讼主体。此外，两名郑州市民要想证明该横幅对自己产生了严重伤害，降低了他们的社会评价，其举证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妖魔化河南人”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网络、短信等传播媒介大范围介入公众生活之后产生的舆论衍生品，自从这一文化现象从民间摆上了桌面之后，义正辞严加以驳斥的做法就没有停止过，但是，这些驳斥只是给妖魔化提供了更多的把柄，并未能阻止“段子”的流传，河南人的形象也没有得到平反。地域歧视横幅被媒体曝光之后，据说河南高层已经作出指示，要省委有关部门与深圳方面“进行磋商”，无论磋商的结果如何，它与名誉权官司一样，只能解决个别问题，对河南人形象未必能起到正面作用。假如河南人珍视自己的声誉，渴望从文化歧视中走出来的话，恐怕还要寻找别的途径。

　　破解“妖魔化河南人”的问题，一是要找到积极的文化对策，二是要从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寻求正确的途径。在第二点上，河南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对第一点却没有足够的认识。几年前，网络上流传着一个评书式的音乐作品，叫做《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从文化和传播的角度看，这个作品在维护东北人名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任何官司和行政磋商都无法比拟的，这一点应该能给河南人带来启示，河南人在为自己正名的过程中，也需要找到有传播力和说服力的作品，因为“文化”的问题要用“文化”来解决。

　　地域歧视诉讼能够吸引公众的关注，也能给河南人出一口气，但是不一定能“去妖魔化”。因为要想彻底解决地域性“妖魔化”问题，不仅需要当地人自身付出巨大的努力，更需要的是与外地人在文化上进行沟通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