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今日：理性反击地域歧视

　　两个月来，关于河南人的两条新闻反响强烈：先是2月20日商丘农民李学生在温州因抢救火车道口遇险小孩而牺牲，后是4月15日，郑州市民任诚宇和李东照状告深圳警方悬横幅“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涉嫌地域歧视一事。

　　李学生舍生救人之壮举令人感动。通过电视，看到眼光无神的遗照上那张憨厚而沧桑的脸，那个家徒四壁的陋屋，听说那个亡妻后来离家打工的故事，想到上苍那么不开眼，让这么一位贫苦困顿的人去舍命救人，我心里一阵酸楚。再听到他那老父嘱咐，出门在外“人家打你一拳，你不要还手；人家再打你一拳，你还不要还手，人家就不会再打你了”，心中激起更多悲情：这个老农民不是叫外出的儿子以丧失人体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刺激—反应”功能而换取和睦吗？哪有比这样的人更善良的百姓？

　　有论者认为，李学生的壮举“为河南人正名”。这让我费解：还要这个该安息的草民英雄为他的老乡集合体的名声操劳吗？

　　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无论是部队战友，还是高校同学，都有多位宽厚、仗义的河南人。当然我也相信，近亿河南人中也有让人不敢恭维和不屑者，甚至是地痞。

　　中国作为人口第一大国，每个省少则上千万人，古语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天涯无处不芳草，天下多有小人居”，这本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何况作为炎黄子孙，笼统地蔑视河南和河南人，就很有可能是对我们每个姓氏（包括我这个小姓）发源地的亵渎。

　　我的家乡在长江下游，那个自古文人墨客醉生梦死的城市有一个梅花岭，梅花岭上有抗清民族英雄史可法的衣冠冢，内中清人张尔荩撰名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朋友开玩笑说：史可法一定不是本地人，一看碑文乃河南祥符（今开封）人。我们恐怕都知道，抗金前辈岳飞和抗日后人杨靖宇将军都是史可法的同乡，这不能不令笔者景仰和唏嘘不已，以至于发一奇想：河南多义士，华夏弄清影；尤其国难之际，一边是人家侠肝义胆，一边是我辈苟且偷安。

　　我宁愿相信《东方瞭望周刊》一篇文章提出的观点，河南人是生态灾难的受害者。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近代则带来了无数决口大患，以至于“生存威胁下的河南人，携眷带口，逃荒到一个个陌生的地方，从原住民那里不择手段地抢出一条生路”，而“这就是河南人被歧视的原因”。但事实上，河南人遭遇的还只是歧视，而不是被描写成恶魔，因此我不同意河南人遭“妖魔化”的说法，而代之以对河南人的“刻板成见”一语。

　　“刻板成见”是美国记者沃尔特·李普曼在80多年前系统阐发的一个概念，他在《公众舆论》一书中对人认识事物的过程做了如下描述：“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是先看东西，后下定义，而是先下定义，后看东西”，“对于外界的混乱嘈杂，我们总会先套用我们已有的文化框架进行解读，我们倾向于用我们已有的文化形式来感受外面的世界。”由此可见，所谓“刻板成见”就是人们对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感情。那么“刻板成见”何以形成？李普曼说，“刻板成见”可以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简便的参考标准，让我们将彼此独立的人归入为我们所定义的种类中去，因为分类对人很有好处，它可以在繁忙的生活中为我们节省时间，保护我们在社会中的位置。它还可以“使我们远离那些因试图全面、有规则地认识世界而导致的各种令人困惑的结果。”但是它显然阻碍着我们对陌生事物的接受。“刻板成见”的常见形式之一就是对复杂人群按非黑即白的二分法加以分类，例如将全国13亿人民分为所谓“恶”的河南人和“善”的非河南人，制造出“本店招工两人，河南人不要”之类的歧视性故事或笑话。

　　如何避免“刻板成见”？

　　李普曼在开出处方时告诉我们，对策是“以新鲜的视角、从细节上看一切事情，杜绝将所有问题一般化、模式化”，也就是说，就本文议题来讲，我们如果过的是比多数河南人更好的生活，那么首先要对那里的相对比较恶劣的生态环境和百姓心存悲悯和宽宥。在对待河南人时，既要看到他们中善良的李学生们、民族英雄岳飞和杨靖宇们，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和同情者们，也要看到活该被家乡人痛骂为败类的张昆桐和曾锦城（前河南省交通厅厅长）们以及他们的“前腐后继”者们，还要看到更多既不像李学生、也不像张昆桐和曾锦城的张三李四王五赵六们，而不必让他们彼此正名或连累，以至于再度出现类似媒体让李学生为和他千差万别的同乡们争气和“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的事情，尽管这样做让我们有很多麻烦，否则又会制造新的“刻板成见”。

　　□展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新闻与传播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