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笔者与随日本外相町村信孝来华访问的日本外务省新闻发言人高岛肇久先生面谈时，曾提及中日关系中的媒体作用问题。高岛先生忆及，日本媒体在二战期间曾有过“令人痛苦的表现”：因为一味听命于军国主义政府，哪怕日军在前方一再战败，日本媒体也只报道“胜利”的消息，导致日本最终战败后普通老百姓手足无措。他说，战后，日本媒体对此进行了“反省”。现在的日本媒体中，也有一些反对复活军国主义、反对将武器出口至国外、认为应坚持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来发展的声音。

　　由此，笔者又想到去年10月参加“中日韩民间高层和平发展与安全保障会议”期间听到的一位日本媒体同行的发言。这位日本同行说，去年在中国举行的亚洲杯足球赛上发生了“反日骚乱”。日本媒体多认为其原因在于，自1995年开始，即从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时起，中国所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等于“反日教育”。日本媒体对去年的所谓“足球骚乱”进行了“急风暴雨式整齐划一的猛烈报道”。他说，一些球迷闹事的镜头在日本某些电视台上被反反复复地播放，“直至该事件发生一周后仍在不断播放”。同时，他也承认，与日本媒体相比，中国媒体的报道则“呈现出多样化”。所谓“多样化”也就是说，中国媒体并未进行“急风暴雨式整齐划一的猛烈报道”。

　　在将上述往事向高岛先生转述后，我表示对战后某些日本媒体是否真的进行了“自省”存有某种疑虑。那种“急风暴雨式整齐划一的猛烈报道”全然违背新闻报道客观、公正、全面、平衡的准则，无疑对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起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我告诉高岛先生，与此相比，中国主流媒体在中日关系的报道中应该说相当理性，相当克制，可谓字斟句酌，表现出了很强的责任感。否则，不要说“急风暴雨式整齐划一的猛烈报道”，哪怕是率性来几下雷鸣闪电，其后果也早已不堪设想。

　　日本是一个极为商业化的社会。那位日本媒体同行解释说，日本媒体对所谓“足球骚乱”进行“急风暴雨式整齐划一的猛烈报道”背后，除了有感情因素外，还有商业化因素。那么新闻媒体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哪里去了？客观、公正、全面、平衡的准则哪里去了？那些“反反复复播放的镜头”，那些连篇累牍的大块文章，是否向日本公众描绘了一个真实的中国？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等于反日教育”一说便是明证。我曾向那位公开申明此说的日本媒体同行进言：“请了解一下中国的近现代史，请了解一下中国人民在半个世纪前到底经历了什么，请了解一下13亿中国人为何如此认同‘落后就要挨打’。从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对中国有了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后，就会知道，‘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反日教育’这一判断是多么的片面、简单且有害。”

　　无疑，在当前的中日关系中，两国媒体正在发挥着独特、敏感和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发展如此迅猛的今天，“媒体”的概念也在静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报纸、广播、通讯社、电视是媒体，网络、手机也是媒体。新闻记者、编辑是媒体从业人员，通过网络、手机忙于信息交换、表达乃至联络、号召的人们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扮演和发挥着媒体的作用呢？作为个体，人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人；作为媒体，与生俱来就具有某种特质及因这种特质而必须遵循的准则。我曾向那位日本媒体同行当面表明，在当前情势下，中日两国媒体从业人员至少应该具有三种意识：

　　其一为宏观历史意识。从历史老人的高度来看，中日两国间现存冲突、争端的突显是两国关系矛盾运动发展到特定时期的特定表现。中日两国是近邻，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邻居还是要搞好关系，否则两败俱伤。在现实矛盾面前，我们应从国家和人民长远的根本利益出发，审时度势，进退有度，说话办事有理、有力、有节。有了这种宏观的历史意识，就会使我们尽量避免多年后会感到脸红的不当言行。

　　其二为理性思考意识。一个好的媒体从业人员应该富有激情，一位好的中国公民应该具有充满血性的爱国情怀。与此同时，这种激情与血性应有理性和智慧的支配及引导，否则便难免成事不足。凡事均有分寸，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咱们的大目标。千方百计发展自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须臾不可忘怀的大业。在诸如中日关系这样复杂、敏感的问题面前，更需要以理性去对待和处理。

　　其三为社会责任意识。对于以信息传播为主业的媒体而言，社会责任意识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这种意识要求媒体尽可能客观、公正、全面、平衡地传播信息，否则，将有负公众，有负历史，有负使命。据刚刚从日本回来的人士称，目前日本公众在谈及日中关系时，多谈论东海问题和个别中国民众的过激行动，而对日本领导人公然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和令亚洲人民愤怒的教科书问题却很少提及。某些日本媒体只报道个别激愤行为，而对其缘由支吾其辞，这种报道的失衡难免导致日本公众在论及日中关系时认知缺损，进而极大地破坏了好不容易才培育起来的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感情基础。这反证出媒体社会责任意识的重要，切切不可懈怠。

　　既然在一个高速信息化的社会中，“媒体”的内涵在不断掘深，外延在不断扩展，因此在谈论“中日关系中的媒体作用”这一话题时，就不仅与现在媒体从业的人员有关，亦多多少少与利用各种先进通讯手段传播、交换信息的人们有关。如此说来，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应该多一点宏观历史意识、理性思考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