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已经成了当今社会最最时髦、最最流行的一个名词。

　　其实，每一个社会的执政者都在试图将自己的社会变成一个“和谐社会”。

　　但是，并非所有的社会都能达到和谐。古往今来，因社会不和谐而矛盾冲突、矛盾尖锐、矛盾激化甚至导致政权垮台的社会，不计其数。

　　而且，对一个社会来说，和谐总是相对的，不和谐是绝对的，旧的不和谐因素被消除，新的不和谐因素就会出现，社会就是在消除、克服、解决不和谐的因素中不断的前进、发展。

　　当然，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消除、克服、解决”不和谐因素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社会执政者的执政能力高，“消除、克服、解决”的过程就能快一点、好一点、顺利一点，若是执政能力低，那么，这个过程不仅快不了，反而有可能使不和谐因素激化，所以，中央提出了加强执政能力是社会能不能和谐的“第一要务”。

　　当今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曾庆红副主席的概括很到位，既是社会发展的黄金期，又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既让中国人民初步“品尝”到了世界强国的含义，又让中国社会“品尝”到了社会失调、社会失控的阵痛。

　　的确是这样，中国社会离开了发展什么都谈不上，然而偏离了科学观的发展则会给（或是已经给）中国社会带来沉重的后果。

　　从世界形势来分析，当今的中国发展是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所以，现在解决不和谐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尤为迫切。假若在这个“关键时期”解决不好“不和谐问题”，中国社会很可能发生巨变，所以这个“和谐社会”提得及时，提得好。

　　那么，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社会矛盾的凸显呢？什么原因导致了社会的不和谐呢？

　　原因实在太多了，不过，依我看，主要还是“利益流向”出了不大不小的问题：即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一些“强势群体”的利益在“最大化”，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在“最小化”；“改革”后的“利益”相当一部分流向了二类人群：“食利于民”的“暴富层”和“与民争利”的“权势群”，于是，两极分化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在中国社会出现了数以千万计的“下岗工人”，出现了四千万的“三无农民”……

　　所以，社会出现不和谐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的现象。

　　其实，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期的中国社会应该说是一个和谐社会，因为那时候的利益流向流得对，几亿工人、农民都得了“真正的实惠”，当然要叫共产党好。五十年代末期后的一个反右和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社会的不和谐几乎将中国社会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个时期，中国的主要阶层都没有获得什么利益，因而将中国社会“逼”向了谁都不熟悉的、谁都没有经历的改革开放。

　　从这一意义上说，当今社会出现的种种不和谐问题还正是改革开放付出的一种沉重的、必然的代价，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必须得以解决的代价！

　　当然，其中主要的关键还是“利益流向”的问题，还是“还利于民”、“让利于民”、“为民谋利”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或是不解决，或是反其道地“解决”，那么社会不和谐的解决就是一句漂亮的空话，就是一句无用的套话。

　　中国的官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弊病，那就是一些地方官员将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口号玩得烂熟，你说什么我照说什么，就是不照说的去办，甚至还朝相反方向去干，结果呢？本来已经很不和谐的了，现在再来一个雪上加霜，这就是当今问题的危险性！

　　现在最怕的是将种种不和谐的问题包起来，不肯解决实际问题，不肯“还利于民”、“让利于民”，更不肯用法律的手段去惩治“食利于民”的“暴富层”，而是做足表面文章，用权力制造出一个莺歌燕舞、歌舞升平的“和谐社会”。

　　有些地方、部门、领域它所追求的就是这种“驴粪蛋式的和谐”、“内糙外光”。

　　是啊，道理不就是这样简单吗？对“食利于民”的“暴富层”来说，他们已经足够财大气粗了，已经能够抗衡“和谐”了，所以，在一些地方、部门、领域自然就形成了他们的“既得利益集团”，要让这些地方、部门、领域从“不和谐”变成“和谐”，我想，没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肯定是不行的，广东湛江走私案是如此，福建厦门腐败案是如此，沈阳辽宁慕马腐败案亦是如此……

　　胡锦涛同志说得好啊：“没有稳定什么事也干不成。”显然，这个“稳定”是以“和谐”为基础、为前提的。

　　消除不和谐的因素，将“不和谐”变成“和谐”，社会就更加“稳定”了。

　　所以，这是每一级政府的责任！

　　所以，这也是每个领导者的责任！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