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洛夫，一名步兵连长的9月12日

　　阿斯特拉汉桥下察里察河的河床是“察里津地堡”的入口。现在这片开阔的低地长满了荒草。据说，当年上面的出口通向普希金大街。记者在这条街上看到了这个出口，绿色的小门，很不起眼。没有多少人知道这里曾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惨烈的三天作为崔可夫集团军的指挥部。据曾进入过地堡的苏军士兵回忆说，这是一个被隔成十间屋子的大掩蔽坑道，天花板和周围的墙壁都用薄木板镶衬。东南——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指挥所曾设在这里。土筑的顶盖足有10米厚，一吨重的炸弹才可以穿透其个别地方。他回忆说：“那几天晚上，地堡通道里挤满了人，有集团军通讯部队的、警卫营的、行政管理部门的、各部队的联络官，他们都因有‘紧急公务’通过入口，然后便滞留在这里。掩蔽部没有通风装置，所以空气闷热污浊，臭气熏人。尤其到了深夜，空气几乎使人窒息。我们轮流到洞外去透透空气。察里察河以南的城区火光通明，像白昼一样。尽管德国冲锋枪手的子弹在头顶上、在脚下呼啸着，但这样也挡不住我们离开闷人的洞穴。”

　　就在这个阿斯特拉汉桥的附近，安东洛夫·彼得彼特罗维奇被德军的一名狙击手打中了左手，他当时是崔可夫62师第10步兵团的一名连长。安东洛夫回忆说，那个傍晚十六七点，黄昏开始了，他需要把一个文件通过下级转交给其他人，他所在的地方很空旷，没有什么可躲的。“我提醒我的士兵让他注意哪儿有敌军，我看到不远的地上躺着一匹死马，我就让他藏到那马后面，我正在指的时候，左手被射伤。之后，密集的枪弹就来了。”那是安东洛夫经历过的无数次危险之一。他说，当时可能我身上的某个信息告诉敌人我是个连长，可能是我身上背的包，也可能是望远镜。“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初期，我们指挥官的配备和一般士兵有区别，冬天有半长的厚大衣，有专门的背包。”

　　安东洛夫是斯大林格勒人。阿斯特拉汉州军事学校毕业，“到了斯大林格勒，毕业生就被分成很多部分，到第10师和其他地方。部队从四面八方向斯大林格勒进来，一切目的是止住德军的进攻”。

　　和奥尔洛夫参军的那个师团所肩负的任务是相同的——他们要补充斯大林格勒一个月来巨大的兵力消耗。安东洛夫说，有一个步兵团，从8月23日到9月13日，损失了37名军官和1200名士兵。这个师在9月27日补充兵员到达时，已减员3800人。像13师42团和62师10团这些不停渡河的部队虽然人数不少，但他形容说，“这种补充只不过是向大海注入一滴水而已”。安东洛夫到了他们需要支援的目的地叶利沙岗时，先在那里作战的35师的70%兵力已经损失了。他向记者提到，格拉斯科夫是这个师的师长，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全景博物馆里有他穿过的那件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的衣服。

　　9月12日。安东洛夫意识到，类似那次被对手狙击的危险已经是家常便饭。因为“我们与敌人距离已近到极限”，安东洛夫说，战争转到了斯大林格勒的岗峦起伏、坑洼不平的工厂区。这里到处是铁的、混凝土的和石头的建筑物。作为长度单位公里，已被米所代替；总参谋部的地图也被城市平面图所代替。最惨烈的巷战从这一天开始。

　　“那天，我被命令要去守住两条街的十字路口，街垒街和工农街的路口。街垒街走到底就是伏尔加河了。我的任务是守住十字路口，不让德军往伏尔加河边去。我的士兵守住了这条街两边的房子。”安东洛夫回忆，9月18日，德军在炮兵掩护下向伏尔加河边来了。朝我们方向来的有两辆坦克，我们扔了一个燃烧弹把一辆坦克毁了，另一个用反坦克弹给摧毁了，但德军坦克很多，还是冲到了我们守的十字路口跟前。

　　“巷战是难以描述的”，这个上校说，德军和苏军分散在这个城市里，都很难再进一步，双方交叉着，像生长在树林里面的蘑菇，根本没有严格地理位置上的界限。当时苏军内部流传着一个口号“肉搏时候，你一定要把敌人杀死，因为你不杀死他，你肯定要被杀死”。

　　参与巷战的人几乎一天也没有休息，最多就是拿大衣一合眯上几分钟的眼睛。安东洛夫说，“白天结束以后，是我们的进攻时间。德国人害怕黑夜，我们用晚上夺去白天失去的点。晚上我们还要做清点和整理工作，看看死了多少人，活下来多少。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工作？因为第二天还要分配新任务，要分配有限的军需品。我手下人向我汇报，我还要向上级汇报。我们最难的是，很多东西包括重炮、军需品全部在伏尔加河对岸。德军占领马马耶夫岗，看得很清楚，你做什么事都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渡河越来越困难，士兵们经常一夜一夜没有吃的”。

　　“当时在一栋房子里，二楼是苏军，一楼是德军，用上了所有可能的武器。巷战的特点没有连续的敌我，所有的房子都被轰炸过，我们在废墟中作战，能够运用的所有东西，钢、煤、铁，都要用上。根本分不清哪儿是敌人，哪儿是自己人。你根本不知道，从哪儿会开来一枪。突然遇到敌人的时候，就经常用枪托子砸向对手。”安东洛夫接着向记者讲述那天的情景，他说，当时他根本没有电话指挥自己的战士，他所在的指挥点，连房顶都没有了，房子被分成了两半，我在这边指挥，而同一个房子的另一半已经是德军的了。如果德军扔过来一个手榴弹，他们全都要被炸死。

　　“我就派我的政治指导员卡拉奇科夫，和几个士兵绕过去，把这伙德军干掉，没想到，我们士兵绕过去的时候，德军正有一个人躲在窗下台阶的转角处，一下子把这个小组走到第一个的指导员的脖子砍断了。”安东洛夫说，他当年只有19岁，他的指导员35岁，和他父亲一样大，“这个任务的命令是我下达的，我到现在也心怀不安。”

　　巷战的残酷对苏军的战局却是有利的。安东洛夫说，毕竟，在城市的废墟上歼灭德军比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的大草原上要容易得多。

　　奥尔洛夫，一名侦察兵的9月13日

　　奥尔洛夫回忆说，11月之前，德军优势一直非常明显，他们好像故意要污辱苏军，早上先绕城市一圈，然后吃早饭，吃完再来轰炸。奥尔洛夫对记者说，他的记忆里，晚上19点，德国人就准时停止射击，开始吃晚饭，唱歌。苏军就在这段时间里开始抢救伤员，修战壕。德国人晚上经常要喝酒，喝醉了酒，就乱放几枪，还会由军官指挥着唱苏联最著名的歌曲《卡秋莎》，唱到后来，就唱成“伊万投降吧，我们一起唱卡秋莎”（“伊万”是俄国最常见的姓）。然后，这边就扔几个手榴弹过去，大伙也唱“卡秋莎”。

　　斯大林格勒对于德军的重要性在于:伏尔加河只要被占领，他们可以到乌拉尔，到莫斯科，整个战役就是他们的了。9月14日，德军不断向伏尔加河边发起进攻。火车站、马马耶夫岗几个战略重地被夺走。那些运送物资、伤员和向斯大林格勒输送后备军队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伏尔加河上的渡口变得岌岌可危。奥尔洛夫说，“9月13日以后，从伏尔加河对岸把炮弹运过来，再运进城里已经很困难，有时完全行不通。因为白天德军监视着从东边通向伏尔加河的所有道路。他们向每一只渡船实施直接瞄准射击。在夜间运送弹药和军队也很冒险，因为我们的渡河区域他们一目了然，他们不断向河面上空投照明弹，使伏尔加河整夜都亮如白昼。我们的火炮和机枪用曳光弹尽量把它们击落，但这很复杂。把弹药运过这一公里宽的水面，比从100公里以外把弹药运到伏尔加河岸边还要困难”。每一次强行渡河，苏军要损失一半的兵力。

　　奥尔洛夫所在师的侦察连有50个既了解城市又能作战的人，但其中只有20个壮年，其他都是像他一样的小孩，还有女人和老人、吉卜赛人。“我们的主要任务很清楚，是要打进德军所在地，搞清楚他们哪里是仓库，哪里是屯兵重点，人数大概有多少，搜集尽可能详细的情报，向指挥官汇报。我们通常伪装成居民，做出去偷粮食、偷水的样子，一天要出去十几次。后来德军察觉出来就开始抓经常在附近出没的居民，这招失效了。”奥尔洛夫说。

　　他说，“那天，在第一个师渡河之后，其他师也开始渡河。但后来发现，每次渡河不到10分钟，德军的飞机就过来轰炸，我们损失惨重。指挥部于是有个假设，认为渡口附近肯定有飞机场。这个机场的战略目标不是城市，而是专门针对渡河军队。我被师部派去找这个机场。后来知道，有很多女人也被授命寻找机场所在位置，几支不同的队伍同时在执行这个相同的任务。”

　　指挥部根据已有情报推测，机场在离斯大林格勒30公里的村庄马林洛夫附近。但确认这个假设，要通过敌人已经占领的后方。奥尔洛夫说他混在被德军抓去做劳力的居民里，跟着这帮人穿过敌占区。

　　“对这些人，德军看得并不是很严，只有5个兵守着。我晚上偷偷跑出来，太累了，还睡了一会儿。醒来时候，太阳已经很高了。我就赶快跑，看到一个突出的高地，高地下有一片很大的平原，按假设，这个平原再过去，应该就是机场了。我隐约看到挂着枪的德国人在那儿走。”奥尔洛夫回忆说，“我正在想办法怎么过去，突然看到旁边坐了一个老太太在那儿打盹，旁边有许多羊。我没放过羊，我把大羊绳子解开，大羊跑了，小羊也跟着跑，然后我装作去追羊。没想到绳子开了，羊都不动。我就摸出口袋里的干黄油，让羊闻了一下，羊群跟着跑起来。德国人发现了，有人朝我喊‘停住’，这时我已经看到了一个军用机场，三条跑道，有40多架轰炸机停在那里。”

　　奥尔洛夫因此获得了他的第一枚勋章。

　　哈姆雷特，一名通讯兵的9月14日

　　今年85岁的哈姆雷特当年是斯大林格勒战役总指挥司令部的通讯兵。战后他写了一本描述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书《我爱过他们》，“他们是指士兵们，从亲历者的角度来说，这是一本最好的书，”他对记者说。

　　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现在仍能看出当年一望无际光秃秃的草原战场的模样。这使苏军当年能够纵深地观察整个地形。地形对他们有利，起伏的地貌、深沟、坍塌的建筑物、障碍物及大大小小的弹坑更利于哈姆雷特这样的通讯兵行动。

　　9月13日深夜，德军距伏尔加河的最大距离不超过10公里，而沿河绵延50公里的斯大林格勒市的最大宽度仅5公里。这就是说，要夺取斯大林格勒，特别是夺取城市的北部工厂区，只需在战斗中向前推进10公里。“整个指挥部撤退到伏尔加河以外，因为留在斯大林格勒市区非常危险。”哈姆雷特说，这个举措非常对。9月14日，德军早上占领火车站，1个小时后苏军占领，到9月27日，两方有4次来回的争夺，这之后一直被德军占领，直到战争结束。

　　指挥部撤退，留给哈姆雷特这些通讯兵的工作要更多。哈姆雷特回忆说，9月13、14日，有线通讯经常中断，无线电枢纽站经常出故障。全体通讯兵都被派出检修线路，就连掩蔽部里的电话员，也经常放下电话去寻找和排除线路上的故障。“故障频发，以至于那天崔可夫和总指挥仅通了一次话。我当时负责把信号从地堡传回指挥部，一共有8条通讯线，要在整条线上跑。”他回忆说，那时在城边码头旁边，有个叫做“灯塔”的餐厅。旁边一个建筑房檐上翘，类似中国的建筑，当地人把这里叫做“上海”。检修通讯线要通过这里，只要出了问题，通讯兵们就会开玩笑说，“赶快去上海看看”。

　　保证指挥部转移后的通讯畅通成了他的首要任务。哈姆雷特回忆说，“当时总指挥叶廖缅科，我是他的通讯兵。指挥部两个总指挥，下面还有空军、坦克兵各分部的指挥官，总指挥要通过下级总指挥把命令下达。指挥部撤离到河对岸的格拉斯尼亚斯劳后面的森林中。当时要把信号从这边，通过伏尔加河传到那边。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我跑去找直接上司，给了我一个带马达的船，通讯线，要通过河水给信号，必须有专门的防水地下通讯线缆。这种专门电缆当时没有，只有电影中能看到的，背的一捆一捆的普通线，非常容易断，一般的线200米一根，伏尔加河两公里，非常长，这样就要10卷线，还要互相连接起来，需要专门的高伏的焊接物。但我还是完成了任务。”

　　哈姆雷特说，他们通讯兵所有的通讯设备上都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小心，敌人在监听”。“通讯信号是不同的，有普通的，普通讯号即使被截获也没什么用。一种是指挥官给的信号，比如给斯大林的，指挥官说俄语，通讯兵发出的是另一个频率的声音。可能被德国人监听的地方，不能说名字，不能说军衔，要注意保密。”

　　9月14日下午，顿河边的一条线路坏了，哈姆雷特维修的时候遇到空袭，背部受伤。“运输伤员都是晚上进行，我就趴在那里，等到半夜。”他说，和他一起趴着等待救护的人还有很多，许多人等不到医护人员来就已经没有呼吸了。

　　哈姆雷特最后被送到离斯大林格勒40公里远的军需医院。伤员会得到不同的安排，最严重的送到大后方哈萨克斯坦。比较轻的留在当地治疗。当时我在那里躺了30天，然后回到斯大林格勒，这时已经10月份。苏军的反攻在部署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