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是当前农村存在的重大问题之一，是涉及国家经济社会结构性和体制性的问题。

　　按照2020年以前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的趋势预测，今后城镇总人口将增长3．4亿，农村向城镇移民3亿左右，这是一项规模巨大的社会工程。

　　预计在2020年前，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产出和流动总趋势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在加快；在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比例在增长；跨省流动就业的比例也在提高。

　　而这将对城镇和新型工业化的接纳能力提出挑战。当前城镇的就业形势仍然比较严峻。到2020年前，年均所需的新增就业岗位约830万个，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为此，必须改革户籍制度，鼓励农民进城。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加快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是否愿意迁居进城，是迁入大城市、中等城市还是小城市、小城镇等，也都表现出进行严格计算的经济人行为，农民是富有理性并非常讲究实际的。

　　 现实中，在各级城市，也都确实存在阻碍农民市民化的各种因素。

　　进小城市群（县城）之难

　　小城市一般为县级城市，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点，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区域。农民进入县级城市也最有现实可行性。从农民进城的迁移成本看，我国绝大多数县域城市商品房价格每平方米500－1000元左右，以一个家庭60平方米住房计算，需要3－6万元，再加上其他费用，一个农户到县域城市的迁移成本大约是8－10 万元左右。

　　目前进县城（小城市）农民市民化的限制因素有：

　　户籍制度仍然存在限制。目前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格局虽已松动，小城市与农村之间依附于户口分界上的城乡利益差别明显缩小，但在户籍制度上，对农民进入县城（小城市）仍有较多限制，如亲属投靠上没有完全放开，农民进入县城仍需缴纳社会事业建设费和其它费用等，使得农民进城成本仍然偏高。

　　城市规模小，人气弱，预期收入低。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县城人口不到10万人口，远远没有达到规模，因而作为县域经济中心的集聚辐射功能远未得到发挥。

　　就业机会少，就业竞争激烈。由于我国的大多数县城都缺少支柱产业，工业化程度也都较低，企业都比较小，档次较低，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少，县城劳动力的出路狭窄，就业矛盾本来就比较尖锐，农民进入县城会进一步加剧县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导致很多进城农民难以找到工作。

　　社会保障能力低。农民对城市居民的羡慕，很大程度上是城市社会保障比农村要好，这也是吸引农民进城的重要原因。目前，由于县级财政比较困难，在县城建立覆盖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有一定困难。

　　县城虽小，却是政府各种机构林立，人员臃肿，农民人均负担的行政管理费用高。

　　进中等城市群（地级市）之难

　　中等城市一般为地级城市，工业化程度较高，经济活跃，生活环境好，教育质量高，是农民希望定居的城市。制约农民落户地级市（中等城市）的因素主要有：

　　户籍制度限制。尽管和大城市相比，中等城市的户籍管理要相对宽松些，但依然有“投资移民”、“购房移民”和“技术移民”的要求，对农民而言，依然有难以逾越的门槛。

　　就业条件要求较高。和小城市、小城镇相比，中等城市的就业机会、就业环境和工作待遇要好很多，但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高，必须有一定的技能才能就业。而且由于劳动力市场被人为分割，城市就业首先考虑下岗职工和待业青年，农民只有拥有更高的技能才能就业，否则只能进入劳动强度大、就业环境差、竞争激烈、收入低、城市人不愿干的产业部门。此外，农民在中等城市从事第三产业的门槛也很高，与“市民待遇”差距很大，资金要求也很高，限制了大部分农民在城市开展第三产业。

　　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的趋势明显，企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明显变弱。当前，我国的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正在进行着从粗放经营型向集约经营型的调整、改制，对于农村劳动力的吸纳，无论从质上还是量上，都有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采取了用资本替代劳动的方式，使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明显变弱。对企业，这是好事，对大多数农民，却不乐观。

　　进大城市群（省会城市）之难

　　大城市包括省会城市，以产业和人口高度集中为特征，大城市经济发达，就业容量大，就业方式多，社会福利高，代表着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是农民最渴望落户也是最难落户的地方。

　　户籍制度是最主要的制约因素。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越是大城市，城市建设费用中政府公共财政承担的比率越高。政府对居民的补贴越高，户籍中所包含的社会福利越多。出于政府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以及对城市规模过度膨胀和城市病的担心，省会城市（大城市）的户籍管理都比较严，对外来人口有很多限制性规定，其人口规模上有严格控制，农民落户省会（大城市）的制度性成本很高。

　　居住问题突出。除商品房外，农村劳动力没有资格购买其他各种房屋，只能租住。目前，我国大城市商品房价格最低也需每平方米2000元左右，农村进大城市打工的年收入为5000－10000元，仅从住房来看，农村进入大城市定居几乎没有现实可行性。

　　体力型就业困难，专业型、技术技能型就业条件要求较高。体力型就业方面，近年来城市针对下岗职工增多的现实，为了减轻就业压力，吸收农民工的大门也开始逐年变窄，很多城市甚至或明或暗地出台了一些对农民工使用的限制措施，为此，仅仅靠出卖力气外出务工挣钱已经不再轻易就能实现。而专业型、技术技能型就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高，对劳动力的挑剔性强，农村劳动力本来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与市场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很难获得就业机会。

　　就业竞争不平等、就业限制多。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正规劳动力市场和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居民在劳动力市场上仍然被分割开，城市用户口制度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农民只能进入收入低、工作环境较差的产业或行业。农村劳动力的工作和报酬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得到的报酬低于他们的边际产量，城市居民获得的报酬高于他们的边际产量。

　　进特大城市（包括国际大都市、直辖市）之难

　　特大城市包括国际大都市、直辖市，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极其发达、人口规模集聚效应明显和国际化水平高为特征，特大城市经济发达，就业容量大，就业方式多，社会福利高，代表着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但农民最难落户。

　　户籍制度是最主要的制约因素。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越是特大城市，城市建设费用中公共财政承担的比率越高，户籍中所包含的社会福利越多。出于政府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以及对城市规模过度膨胀和城市病的担心，特大城市的户籍管理特别严，对外来人口规模的限制最多，农民落户特大城市的制度性成本最高。

　　居住问题突出。目前，我国特大城市商品房价格最低也需每平方米2000－－4000元左右，农村进特大城市打工的年收入为5000－10000元，仅从支付住房来看，农民进入特大城市定居几乎没有现实可行性。

　　靠体力型就业困难，专业型、技术技能型就业条件要求越来越高。近年来城市针对下岗职工增多的现实，为了减轻就业压力，吸收农民工的大门也开始逐年变窄，很多城市甚至或明或暗地出台了一些对农民工使用的限制措施，因此，除脏、差、苦、累工种外，仅仅靠出卖力气外出务工挣钱越来越难。

　　就业竞争不平等、就业限制多。城乡劳动力市场很不规范，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居民在劳动力市场上仍然被分割开，城市用户口制度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农民只能进入收入低、工作环境较差的产业或行业。农村劳动力的工作和报酬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得到的报酬低于他们的边际产量，城市居民获得的报酬高于他们的边际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