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2600多人参与的职场调查显示，“黄金周”期间44.1％的人可以踏踏实实地度过7天长假，而20.8％的人会牺牲几天来完成额外工作，还有9.7％的人不得不天天加班。而按国家规定拿到相应加班费的人只有26.6％；53.9％的人根本拿不到加班费。对此，多达71.3％的人选择了默默忍受。（5月2日《中国青年报》）

　　从职场中人自己的感知来看，这样的调查结果确实比较客观。目前，除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一些大型国企外，相当多的外企、民企从未把加班“三倍薪水”规定当回事儿。为什么不当回事？主要原因只有一个———劳务市场的供大于求。别说为个加班“三薪”不敢声张，就是不签劳动合同这样的大事，又有几个敢向老板强求的呢？用人的主动权在老板手里，为个加班“三薪”丢了饭碗，这是一笔什么样的风险账？哪个打工者又看不清？

　　不难看出，《劳动法》起到的，主要是一个“行为标杆”的作用，而在执法层面上，充其量只是处于“民不举，官不究”守势状态。这其中，既有法规与社会现实相脱节的问题，也有法规本身的较高标准与政府部门主动执法能力的不相配的问题。

　　对于前者，笔者认为，就法规规定的加班“三薪”来说，如果不考虑不同体制、不同性质的单位，只是一个标准、一个模式地推行，实际上未必可行。试想，一个只有几名雇工的个体小餐馆，和那些足额“吃财政饭”的大机关同样执行“加班三薪”制度，那支付能力又该有着多大的差别？如此“一刀切”的法规，与社会现实有着不小的脱节，落实起来又怎能不吃力？

　　对于后者，我觉得法规的制定，首先要考虑的是执行层面的问题。换言之，不能仅停留在“应该如何做”等技术层面上，而是更应该立足于“不这么做又该如何”等保障层面上。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当前社会对经济增长的欲望太过强烈，导致在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中，资本的权重被推到了太高的地位。而劳动者、尤其是劳动密集行业员工的劳动，在经济增长中被大大地忽略，不少地区甚至以“劳动力便宜”当作投资的优惠条件而炫耀。如果起点总是如此之低，政府能有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驱动力吗？这也正是节日加班“三薪”问题为什么年年热议，又年年无果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