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是眼下的热门词汇。笔者以为，我们在期盼和谐社会的同时，更需要正视影响和谐构建的一些问题，例如分配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经济取得了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利益分配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锅饭”被打破，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机制正在逐步形成。分配体制改革促进了效率，支持了经济快速增长，使居民人均收入也保持了较快增长。但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经济，收入分配差距也在扩大。据统计，我国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1981年是0.28，1991年是0.33，2001年已超过国际警戒线0.4。

　　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因市场机制下的“马太效应”导致富者越富的趋势，也有因市场体制不完善导致的垄断和寻租，使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此外，我国两元经济结构尚未解决，地区间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差别较大，诸如此类的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收入差距。

　　收入差距的扩大，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近年来，政府也意识到收入差距过大对社会带来的危害性，并试图通过二次分配（即税收调节和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公平问题。然而，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一方面首要任务还要促进发展，目前我国所得税率和发展中国家相比已不低，用过高的所得税调节收入将会影响效率，降低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不利于发展。另一方面，目前中央和地方的财力都还有限，财政转移支付能力还远不能解决问题。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期里，我国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还难以缩小。因此，我们应当借鉴市场经济较发达国家的经验，推进调节收入的社会第三次分配。

　　社会第三次分配是从支出上考虑，在一些社会生活领域里如何让富人多出钱，穷人少出钱，也即实行社会收入的转移支付，弥补财政转移支付的不足。比如住房制度，让贫困家庭住廉租屋，让中等收入以上的家庭通过市场解决其住房就是一例。又如，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问题，有人认为高校收费高使很多贫困学生上不起大学，所以要降低收费。其实如果让富人和穷人都付同样的学费，即使降低了学费，比如从4000元降到2000元，有些贫困学生还是付不起；何况让富人和穷人付同样低的学费，也是不公平的。回想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有很多学生到欧美国家留学，虽然那些高校学费很贵，但大部分中国学生并没有付费，有的获得减免费或学校提供的奖学金、助学金，有的获得了社会基金的支持。为什么？因为有富人付了较高的学费，有大老板捐赠建立的各种各样基金（如洛克菲勒基金、福特基金等），通过学校和基金实现了社会收入的转移支付。所以，学费高低并非公平的标准，合理的制度应该是让富人多出钱，穷人少出钱。

　　鼓励富人捐资建立各种社会基金，资助公益性事业或慈善事业是实现社会收入转移支付的有效途径。这种基金一旦建立便成为一种社会所有的财产，由专门的基金管理委员会管理，按照基金章程规定的用途运作，可用于资助科学研究、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或用于扶贫帮困、助学、救难等慈善事业。

　　为了鼓励富人捐资建立公益性或慈善性基金，国际通行办法是免除捐款的所得税，基金可以个人或企业的名字命名。这既能体现政府财政支持，也能让个人和企业通过基金树立起良好的社会责任形象，改变社会上的仇富心态，有助于和谐的构建。而各种社会基金的建立又将有力支持社会事业的发展。上海也建立了一些社会基金，但大多还是由政府在组建，或是拉赞助。专家建议，在新一轮发展中，要鼓励更多个人和企业捐款组建公益性或慈善性基金，既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又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本文作者为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

　　厉无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