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着薄薄的行李，紧随逃往东方的匆匆脚步，在数万犹太人的眼里，上海这座陌生的东方城市，就是纳粹反犹浊流中的一叶“诺亚方舟”。“二战”期间，先后有3万多名犹太人跨越半个地球来到上海避难。当时，他们大多聚居在虹口的提篮桥地区。

　　如今，那段历史已渐渐远去，但对那些犹太后裔而言，父母口中讲述的经历仿佛仍在耳边；而在那些曾和犹太人一起生活过的中国老人心中，记忆更是清晰依旧。

　　教犹太母女种花

　　从1945年至今，沈凤英在昆明路54弄一住就是半个多世纪。提到与犹太人为邻的那段岁月，老人的思绪再一次回到了60年前。

　　沈凤英回忆道，当时的昆明路54弄，住了很多犹太人。她的邻居就是一户犹太人家庭。女主人喜欢吃过饭在弄堂里踱方步，要是碰到沈凤英，她总会主动打招呼。她的两个女儿在舟山路上的一家酒吧工作，为人也很友善，“有时候，我们还会一起在弄堂里晒晒太阳。”种花，是沈凤英当时的一大爱好。

　　而看到她摆弄花花草草，犹太母女也非常羡慕，“大家熟悉了后，她们还会请我教她们怎么种花。”

　　在沈凤英家中，至今还保存着一些犹太风格的家具，“这是房子的前主人留下的。”家具已经沾染上岁月的痕迹，但仍显得非常精美。抚摸着这些老家具，老人显得格外动情。指着亭子间里一个雕花衣橱，老人说：“文革时，有人说这衣橱是封资修的东西，要把它砸掉。我们舍不得，就在家具上涂了层水泥，才把它保存了下来。”

　　听犹太老人讲故事

　　“我小的时候，隔壁那对犹太老夫妇对我非常好，经常会塞几粒糖果在我口袋里。”提起那段艰难岁月里的温暖记忆，吴志芳老人的眼角总会泛起笑意。

　　当时，吴志芳一家住在保定路372号，相邻的368号就是那对犹太老夫妇的家。他们开了一家烟店，还会说一点中文。去烟店玩，是吴志芳童年的一大生活乐趣。“在烟店，夫妇俩一有空就给我讲故事，还教我英文，一边指着太阳，一边教我念‘sun’，印象太深了。”

　　74岁的吴志芳清楚记得，当年提篮桥地区，犹太人开的店很多。特别是舟山路两侧，有许多犹太人开的酒吧、咖啡吧、服饰店等。虽然语言不通，但犹太人和中国老百姓相处和睦，“大家都不容易，如果能帮忙，总会相互帮一把。”

　　犹太后裔深情忆童年——和中国孩子一起读书玩耍

　　如果只听一口地道的吴侬软语，怎么也猜不到BettyWilczer是一位犹太人。老人自己也喜欢别人叫她的中文名字——魏佩娣。“1938年，我的父亲逃离维也纳，乘船来到上海。当时他已经40岁了。”1939年，魏佩娣的父亲经人介绍，认识了从江苏来上海的姑娘王兰英。1941年和1946年，魏佩娣和她的妹妹先后出生了。

　　魏佩娣告诉记者，父亲在维也纳有地产，生活相当富裕。但出逃时太匆忙，仅带的一点钱很快就花完了。到上海后，父亲一直失业，全家人靠救济金为生。一家人挤在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过日子。尽管生活很艰苦，但父母亲从不抱怨什么。父亲喜欢把她抱在膝盖上，给她讲维也纳的故事，还总不忘教育她“要学会在逆境中生存”。

　　在魏佩娣的记忆中，犹太人之间非常团结，互相帮助。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讨论战事，讲述逃难的经历。而中国老百姓对犹太人也非常友好。尽管自己生活十分艰苦，但上海邻居总忘不了给犹太邻居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为他们找工作，腾出房子给他们居住。“我从小和中国孩子一起读书，一起玩耍，从来没把自己当成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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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人在上海

　　19世纪中叶以后，上海成了大批犹太人的定居地。最早来到上海的是塞法迪犹太人；接着是俄国犹太人；最后是为数众多的来自纳粹统治下欧洲的犹太难民。到上世纪40年代初，在沪犹太人总数已超过3万人，形成了远东最大的犹太社团。犹太人定居上海后，与上海居民友好相处，特别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中犹人民互相帮助，同甘共苦，结下了深厚友谊。邵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