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期间第二产业比重可能维持在现有水平甚至有小幅上升，第三产业比重加快上升的情况大约出现在2010年前后；
仍将保持重化工业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获得较快发展的局面，但经济出现大波动的风险加大。
冯飞 杨建龙 执笔
一、我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特征
1、第二产业的结构地位不断提升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一产业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比重稳步提高，对ＧＤＰ的贡献率基本上在60％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达到70％。第三产业对ＧＤＰ的贡献率在20％35％之间摇摆。综合分析可以发现，第三产业比重显著增加的时期，基本上是经济出现景气回落；而第二产业比重出现明显上升，推动了经济进入新一轮的高增长周期。由此可见，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相对有限。目前我国走经济服务化的道路可能为时过早。
2、自2001年起表现出了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特征
轻制造业（主要是生产生活资料的行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1987年的33．79％下降到2003年的27．14％，同期重制造业（主要是生产资料行业）所占比重由49．17％上升到54．04％，尤其是2001年之后，重制造业的比重加速提高，3年间提高了3．96个百分点。当前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当中，近3／4（2003年为73．93％）来自重制造业，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特点十分明显。
3、高增长产业交替出现，当前的高增长产业主要集中在重化工业和电子信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三轮以高增长行业推动经济进入高增长周期的过程，形成了结构变化推动经济增长的格局。第一轮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以轻工、纺织为主导的增长周期，以满足居民的吃、穿为主。第二轮增长周期始于90年代初期，起带动作用的高增长行业包括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公路、港口、电力等）、家电产品（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机等）等。第三轮增长周期是发生在2001年之后，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通讯成为新的带头性高增长产业，并由此带动了钢铁、机械、建材、化工等提供中间产品的行业快速发展。这三次结构转变都与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相关，形成了消费结构升级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规律。
二、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及其成因
（一）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和城市化水平低是造成三次产业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
第一，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第三产业内部存在着结构低水平。生活型服务业长期占主导，生产型服务业发展滞后，金融保险、房地产、物流产业、科技开发、信息咨询服务业严重落后。
第二，城市化发展滞后。2002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为40．5％，比当前的世界平均水平低了约10个百分点。我国城市化水平低，限制了传统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再加上现代服务业欠发展，出现了服务业的发展滞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依然粗放，面临资源供应和环境保护的巨大压力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改变，物耗高、能源高、污染高的“三高”问题依然突出。目前我国8个主要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而这8个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量的73％。按此推算，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中国的工业部门每年多用能源约2．3亿吨标准煤。我国并没有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已经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环境透支。国内、外研究机构的成果显示，大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ＧＤＰ的3％7％。
（三）产品的附加价值明显偏低，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差
近年来，多数行业保持了增加值率平稳上升的态势，但是2003年已出现了下降的情况，今后还有可能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目前我国的制造业增加值率仅为26．2％，与美国、日本和德国相比分别低23、22和11．7的百分点。尤其是在通讯设备、电子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制造业领域，增加值率仅22％，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超过了35％。导致出现此问题有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在原因，但至少表明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两个明显的问题：
第一，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工业处在低端位置。在国际制造业向我国转移以及跨国公司按照价值链进行全球水平分工的大背景下，在许多工业领域，我国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加工组装环节，对国外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高度依赖，附加价值难以较大幅度提高，相应地实现经济增长投入的物耗、能耗也比发达国家高得多，也导致了与发达国家利益分配格局的不对等。
第二，中国工业的技术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产业创新能力有进一步削弱的危险。我国的制造业总量规模占全球的6％，而研发投入仅占0．3％。目前，我国产业共性技术研究队伍已出现严重萎缩，产业创新能力有进一步削弱的危险。
三、2020年及“十一五”期间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
（一）“十一五”期间第二产业比重可能维持在现有水平甚至有小幅上升（在此指可比口径，对于第三产业的统计当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此不排除在今后因对第三产业统计制度做出调整，而导致其比重出现上升的情况。），第三产业比重加快上升的情况大约出现在2010年前后
对三次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总体判断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期阶段的特征可能将持续到2020年之后。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中，以第二产业为主的格局不大可能在2020年发生变化；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到2020年基本上在30％左右。随着产业向高加工度方向的进一步升级，我国制造业占ＧＤＰ的比重还可能出现小幅度的上升。
“十一五”及2020年，第一产业收入比重将持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在“十一五”期间还有可能上升，在2010年前后出现高位（54％左右）后，将开始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在“十一五”期间基本稳定，2010年之后可能出现明显增加。
“十一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有三个有利的条件：一是城市化进程加快；二是国际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形成相当规模后，很可能出现国际服务业跟进的局面，（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中70％是集中在服务业）；三是产业分工的细化，企业间交易活动的增加对“生产型”服务业产生巨大的需求。但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要形成大的气候，可能发生在“十一五”末或“十二五”初。
（二）仍将保持重化工业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获得较快发展的局面，但经济出现大波动的风险加大
由于新一轮重化工业加快发展的形成机制主要源自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等内生因素，因此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情况，有可能持续较长的时间。但是，在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背景下，经济发展出现较大波动的风险加大，其主要原因在于“投资带动投资”（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及60年代日本曾出现了投资带动投资的情况。）以及重化工业本身的“自膨胀”特点。在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时期，“投资带动投资”的性质比较突出，尤其是在当前我国的市场信息不完备的条件下，这一情况更为明显，而重化工业因“自膨胀”机制的作用，市场的需求规模就有“虚”的成分。一旦这些问题把握不好，经济出现较大波动的可能性增加。
四、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的战略措施
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要任务，以增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根本目标，以提高产业的创新能力为核心环节，以体制改革和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政府管理体制为基本保证，应作为“十一五”时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内容。具体包括如下内容：
（一）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以服务业的结构升级作为“十一五”调整三次产业结构的突破口
鉴于当前第三产业过于依赖“生活型”服务业的低质结构，“十一五”时期应将加快发展金融、保险、咨询、物流等知识型服务业或“生产型”服务业，致力于服务业的结构升级和增强服务业的竞争力，作为调整三次产业结构的突破口。
为达到上述目标，首先，要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高度，明确服务业发展在“十一五”期间的战略定位，制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规划。第二，把握住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新机遇，将我国入世承诺开放服务贸易作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加速器，把承接服务业转移作为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内容，消除服务业当中仍大量存在的政策障碍和体制障碍，宽领域地开放服务业市场。第三，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和积极发展非公有制服务企业。改变当前因事业单位改革滞后，而造成大量服务业“体制内”循环的现状；改变当前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型服务业）领域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的现状，以提高行业的活力和竞争力。
（二）建立新型的政府管理方式，引导重化工业健康发展
形成与我国经济增长阶段相适应的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新一轮结构调整中更加重要和紧迫。对于重化工业的发展，应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标准和环境保护标准，提高市场进入门槛，以此促进重化工业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和制造工艺，加速淘汰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能力，引导重化工业健康发展。当前需要注意解决三个现实问题：一是将资源、环境约束纳入到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构架之中，形成符合我国现实国情以及长远利益的国际分工体系，妥善处理重化工业产品的进出口结构，增加重化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减少资源及其他能源富集产品的大规模出口。二是避免因政府的直接干预和不当行为引起重化工业发展的大起大落。三是针对重化工业加速发展阶段有可能引起经济出现较大波动的问题，应考虑建立顺畅的企业退出通道。
当前尤其需要转变政府管制经济的方式，也就是将政府的管制职能由经济性管制转变到社会性管制上来。所谓社会性管制是政府仅对资源和能源的有效利用、环境保护等外部性问题进行管制，建立资源、能源审计制度，将其同现行的环境评价制度一道共同构成新的社会性管制制度，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此外，要注重运用能源、资源产品的价格杠杆作用，发挥税收政策的调节作用，形成较有效的经济激励制度，促进重化工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政府还要增强信息服务等公共服务职能，引导企业的投资行为合理化，避免因信息不完备而出现大的投资决策失误。
（三）提高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价值链，增强产业的创新能力
“十一五”期间，应着手培育国家比较优势的升级，实现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一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当中逐步提升地位，转变在分工中处在较低端的状态，由加工组装型向精密制造型升级，由粗加工向高加工度化升级，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鼓励发展国产品牌，鼓励技术开发、设计等企业的发展。
二是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由技术引进、技术改造向原创型技术创新升级，增强产业的创新能力，加强产业共性技术科技队伍的建设，在国有企业改革、政府购买创新技术产品、知识产权保护、税收优惠、研究开发资助、加速设备折旧等多个方面采取综合措施，形成鼓励创新的有效激励。
三是针对某些重要的战略性产业（如集成电路、飞机制造）以及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关键高技术（如生物技术、新能源汽车等），建立国家重大创新工程，并积极吸收企业参与，甚至国外机构、企业的参与，形成产、学、研相结合、开放式的攻关体，力争局部突破，逐步摆脱战略产业受人控制的局面。
四是进一步采取鼓励性措施，吸引外资公司将研发中心进入甚至转移到我国。在“十一五”期间应在知识产权保护、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形成好的环境，促进更多的外资研发机构进入。
（四）加快发展装备制造业，实施装备制造业振兴战略
一是实施“装备制造业振兴战略”，制定鼓励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和激励措施，政策措施应集中在需求侧，如利用设备加速折旧、提供国产装备的买方信贷或卖方信贷、技术改造贴息等政策，促进国产装备市场的形成和壮大；二是鼓励民营企业发展装备制造业，消除当前在很多装备制造业领域对于民营经济进入仍存在的许多障碍，例如在政府投资的重大工程中应予以民营企业公正的对待；三是清理和改变当前不利于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政策，例如进口国外整机装备可免税，而进口零部件却要征收关税，这一政策对于那些进口关键零部件生产国产整机装备的企业事实上是歧视性政策，降低了国产装备的价格竞争力。
（五）注重产业的地区布局规划，引导发展产业集群
未来若干年，将是产业地区结构大变动的时期。“十一五”产业发展规划应从过去的总量规划（事实上总量规划往往出现大偏差）转向产业地区结构规划，以地区的环境容量、基础设施条件等为约束变量，以形成地区间的合理分工、优化布局结构为目标，制定产业发展地区规划，并建立相应的管理手段。
制定和实施产业集群倡导计划。并根据产业的经济特性，促进专业化分工和相关企业在地域的相对集中，注重培育集群的形成、发展机制以及吸引要素集聚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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