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历史问题交给专家小组去研究，可以使这一问题更为理性地得到处理，讨论议题和涉及问题也可以更为广泛，是比外交磋商更灵活和更深入的一种解决途径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梁云祥、驻东京记者吴谷丰报道 按照中日两国外长在5月7日亚洲会议上达成的共识，在历史问题上将成立一个由双方人员组成的联合小组来共同进行研究，这一联合小组的模式在今年年底前即将确定。

　　这一小组组成如何、怎样运作，针对这些问题，本报记者5月10日电话采访了日本外务省报道官千叶明。千叶明表示，日方小组人员的选择权和决定权基本掌握在日本外务省，参加研究工作的大部分将是学者。

　　从近代史研究入手？

　　日本右翼编撰会的教科书歪曲侵华战争的历史，是这一轮中日摩擦的关键性导火索。联合小组将由哪些人员组成以及如何运作，会直接关系到中日之间在历史问题上的共同研究结果，其运作进程也将直接牵连到两国关系的发展。

　　针对本报记者的提问，日本外务省报道官千叶明的回答十分谨慎。他说，目前许多细节问题还没有决定。其中关键的共同研究的历史范围问题，目前也尚未确定。由于日中两国共同历史有两千年，比较漫长，有人提议从近代史研究开始着手，但这只是个提议。千叶明表示，由于中日共同研究历史的提议是日本外务省提出来的，日本外交部门将全力负责之后的相关事宜。

　　中国方面一些学者及外交界人士也认为，目前来看，因为这一小组是由两国政府出面决定设立的，所以估计仍然会由两国的外交部门牵头，但具体的组成人员估计是一些研究对方国家的专家学者，特别是从事近代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具体的构成，估计会先由中日各自推荐提出自己的人选，然后再征求对方意见。

　　右翼分子不太可能挤进小组

　　关于共同研究历史问题的日方可能的人选是难以预测的。有学者指出，日中双方都会比较认可的候选人，也许是类似以下这样的人物——即目前在日本研究中国问题比较有名气，例如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秘书长、日本庆应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国分良成教授、东京大学的田中明彦教授等等。

　　曾有国际观察人士将日本新生代学者分成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主张在任何情况下以日美同盟为基轴。 二是主张更直接地从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去考虑中日关系。其中有的学者主张在中美两国之间搞平衡，田中明彦属于此类。

　　第三类重视亚洲国家之间的协调。第四类则把兴趣放在研究中国本身的各种具体问题上，他们认为应该先了解对方，然后作出客观的判断和提出主张。1996年至1998年，由早稻田大学牵头，利用文部省的巨额科研资助费，分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外交等八个分支展开集体研究，共有200多名学者参加，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基础研究成果。其中国分良成等学者就是主张要重视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心理。

　　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里面，第四类占大多数。他们受学术不参与政治的传统的影响，不过因受美国学界的影响，现在部分学者开始参与政策的制定并提出自己的主张。

　　此间观察人士认为，在推荐人选问题上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论，尤其是对于日方的人选。因为日方不可能完全推荐对华友好人士进入联合小组，为了日本自己的利益，也会选择一些虽然不一定会严重刺激中国、但也会在历史问题上与我们有不同认识的学者。但此间国际关系专家也预测说，日本右翼人士不可能进入联合小组，否则那样旧的问题没有解决，反而会围绕人选问题出现新的对立。

　　共同研究寻找“和解之钥”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围绕教科书、东海问题、日本“入常”问题，中日之间产生不少摩擦。如此的态势迫使中日两国政府认真审视中日关系，中日政府间的沟通更为重要，两国官员之间的接触也更加频繁，都在寻找缓和两国关系的途径。

　　在5月6日至7日的第七届亚欧外长会议期间，中国外长李肇星和町村信孝再次举行了会谈，双方都认为中日关系正在得到改善，同意组成研究两国历史纷争的联合小组，就历史问题进行共同研究，并决定在本月较晚的时候举行局长级东海问题会谈。5月8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黄菊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助理山崎拓，双方也重申了中日关系的重要性。

　　从中日双方这一系列的接触中可以看出，中日间虽然存在一些矛盾，有些甚至是在短时间内难以克服的矛盾，但是双方已经开始面对这些矛盾，尝试摸索解决矛盾和修复彼此的关系。特别是在历史和东海问题上达成的一致，为解决中日间的矛盾开启了一种可能性。

　　联合小组任务艰巨

　　中日学者共同研究历史，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至少表明日本愿意在历史问题上希望与中国取得共识，而且把历史问题交给专家小组去研究，可以使这一问题更为理性地得到处理，讨论议题和涉及问题也可以更为广泛和灵活，对一些影响两国关系的重大历史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也更具有说服力，是比外交磋商更灵活和更深入的一种解决途径。

　　当然，中日两国在历史问题上的分歧很大，不可能由于联合小组的共同研究而使这一问题很快得到解决，甚至可以想像，联合小组的任务将非常艰巨。中日双方不但在对历史的宏观认识上存在不同，而且对一些具体历史事件也有认识上的不同，针对某一历史事件的研究需要长时间的调查工作，而且由于时间久远，一些取证工作存在很大困难，短期内期待通过这种形式就中日之间的重大历史分歧作出结论是不现实的。甚至在联合小组内部也有可能出现激烈争论。

　　日本方面已经对中国的教科书进行了指责，认为对战争中日军行为的描写太过于残暴，对战后日本的国际贡献则轻描淡写。这些看法肯定也会反映在日本学者的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