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西战场上的抗日志士

日军烟盒（正面）

日军烟盒（背面）

站在中国长城上的日本兵

樊建川

　　相关新闻：一个人的抗战

　　从一个人的藏品看一场全民族的战争

　　樊建川著书诉说日军侵华证据

　　收藏家实物再现中华抗日画卷

　　今天是“七·七事变”纪念日。63年前的今天，日军攻打卢沟桥，从此开始全面侵华战争。8年抗战，中国军民死伤3500万。当历史一页翻过去的时候，记载屈辱历史的实证还在，它散落在村野巷陌寻常百姓家。樊建川，蜀都商人，六七年间，倾囊收购历史见证，迄今2000多物证从祖国八方聚集蜀地。待抗战藏品达2万件，樊建川梦想有座博物馆承载它们，那时，前来参观者会听到每件藏品开口说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眼下，时值国难纪念日，樊建川把2000余件带着血腥与硝烟，写有或激奋或明志或屈辱文字的物证，还有他的收藏心路写成了一本书———一个人的抗战。

　　为和平收藏战争

　　电影《血战台儿庄》震撼了樊建川———300万川军出川御日之壮烈，师长王铭章就义之惨烈。作为川军后裔，樊建川决定做点什么，他开始阅读研究川军抗战史并奢望以物证史，为和平收藏战争。旧货市场上，樊建川左眼鉴定“文革”物品，右眼寻找抗战物件。寻觅之后发现，抗战文物非常罕见。在各种专题收藏中，这个专题冷僻难寻，“货架上根本就没有”。樊建川分析，收藏各朝代艺术品者，收藏的是美，是和平年代映射的富足，如青花、字画、紫檀家具等。抗战文物是丑是恶是恨是噩梦是凶器。经过噩梦岁月的人不愿回首，不肯自找睹物思战的悲愤。“文革”10年，又给了文物主人和造反派销毁实证足够的时间。

　　因为有梦，旧货市场上，樊建川来来往往。“樊总，又玩起日本鬼子的东西了，好，给您留心着”。因了摊主的留心，抗战文物陆续到手。

　　日军烟盒正面有图有字：支那时变纪念。背面上的文字是：昭和十二年七月七日，北支卢沟桥一声枪响，日支战争全面爆发。正义皇军长驱直入，日支提携，北支明朗，实现日满支共同愿望。靖国神社“游就馆”的说明书上说明：“战争是不幸的事，但是为了周边亚洲诸国的共荣，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不得不战。”

　　“大东亚共荣圈民族分布图”，为日人藤田元春1944年绘制。他把中国版图分成七色。满州族、支那族、蒙古族、西藏族、新疆族、印度支那族、台湾族。

　　铜器“踩在长城上的日本兵”。士兵头戴钢盔，右手持三八大盖步枪，子弹带饱满，绑腿下踩着长城。士兵的“铁蹄”似乎昭示，既能征服长城就能征服长城子民。

　　《北支经济调查研藏书目录》是日本人对中国资源调查的索引。它对中国各地经济、军事、交通、矿产、农产、民俗等状况的调查全面而深入。

　　今年1月21日，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东史郎上诉。东史郎败诉理由之一：南京高等法院门前无水塘。樊建川收藏到的《最近实测新南京市详图》上标明，原南京最高法院位于中山路四段的十字路口，隔街有两大一小三个水塘。这是东史郎诉讼案的重要物证。

　　一只黄釉挂盘，底部有字：“创业二拾周年纪念康德六月昭和制钢所株式会社制作者正彦”。樊建川考证，日本军占领东三省后，建立了制钢厂，正彦把侵略刻成“创业”。

　　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叶臻的会员证上印有“蒋委员长航空训词”：“现在要救我们的国家，惟一可靠的力量就是空军。如果能加倍努力，四年以后，即可以与敌力抗衡，所以空军是救国惟一的力量。”

　　一只粗陶杯，上有文字：“我只记得八年抗战，我和日本昨（作）战，我的腿上中了一棵（颗）炮弹。我坚决打到底，没有下（火）线！”制作年代1966年9月15日。

　　马相伯，抗日志士。1939年4月，在马先生虚龄百岁生日时，寿礼多多。同年11月4日，他病逝越南。逝前，他对来访者道：“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100年，还没把中国叫醒。这次战争在物质上讲，我们绝敌不过日本，幸赖我们有正义公理，才成为大义敌不义，有理敌无理。日本人不知克己便是失败，最后胜利，你们是一定看得见的。”樊建川在文物店里购得“马相伯寿碗”。

　　3本《敌伪纪要》，是中国人记录日寇侵华的各种方针、政策、措施的情报，是给侵略军记账的账本。此为中华民国外交部亚东司所编，20万字。其中一册为手抄本，为何手抄？想必机密所致———《敌新内阁阁员略历———第二次近卫内阁》。

　　日军传单：告八路军兵士。日本军在扫荡晋南地区以后，那攻击的锋芒，就要转向你们的边区了。这一次的作战，日军要以空前的最大兵力，对于共产党将予以彻底的肃清。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仍然做着抗战的美梦，那么，你们的生命，就要如风前之烛火一样，一定和你们的干部走上同样悲惨的命运……联合起来，杀死你们的头脑人，携着武器逃跑吧！拿着这张《归顺证》到日本军部来归顺，不但可以得到优厚的待遇，同时对于将来的生活，也可以加以保证。

　　大日本军司令部

　　张作霖的扇子、孔二小姐的“还我河山”挂盘、武器、防毒面具、望远镜、指挥包、钢盔、披帘帽、皮带扣、军用饭盒、樟脑盒、炸弹壳、良民证……樊建川得意“万条江河归盆地”。

　　最新收藏来自上海。6月下旬，樊建川在一弄堂里用高价收购一脸盆。脸盆上有字：国难临头，共起奋斗。满腔热血矢丹忱，一片冰心盟白水。一个日军警报器。还有一张全家福照片，这张照片，樊建川说是“天赐”。

　　1997年，樊建川立下遗嘱“如遇不幸，全部收藏按类别无偿捐给国家。抗战收藏捐给抗战纪念馆。‘文革’收藏捐给四川省博物馆……”

　　收藏背后的故事

　　收藏初始，樊建川得暇去村野人家、逛古玩店、接洽古玩贩子、进宾馆或政府机关仓库、陶瓷厂、拍卖会、兼并收藏家等。后来由于商务繁忙，分身无术，他在全国织了一张供货网，一批线人专为他网罗抗战“战果”。每天，藏品信息九曲十八弯汇集四川盆地。樊建川确认后即刻前往。

　　去年，线人报告樊建川云南洱海打捞出美飞虎队飞机翅膀。樊建川即刻飞滇。在大理博物馆的走廊里，他看到高70米长4米的飞机残骸。他跟博物馆谈价钱种种，未果。至今，樊建川对放置走廊的残骸视为心病。今年报载，四川大邑县某无人区的雪山上，有飞机残骸。樊建川筹划在适当时机，雇当地人抬机下山。还有一冯玉祥题字“还我河山”的花盆，樊建川交涉多次，晓之以理，对方仍没松口。

　　收藏之后是考证，樊建川给自己立的规矩是“无一物无出处”。他的习惯是，藏品内放一纸条，上书考证疑点，考证清楚后拿掉纸条。考证需要时间，樊建川平均每天看书4小时，家中藏书多为抗战书籍。

　　他曾从抗战军人后裔家里得到一把写有“忠烈”的扇子，署名陆军大臣杉山元。樊建川查《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人物》，60名人物中，没有杉山元。每晚，樊建川凝视“忠烈”，追查战犯。终于，“忠烈”显形。杉山元是侵华战争的鹰派。他曾先斩后奏，下令派出三个师，迫使内阁作出侵华增兵决定。1945年9月12日，他在东京第一司令部用手枪自杀身亡。他是战败结局来临之前第一个“忠烈”。他的妻子闻讯后，立即在世田谷家中剖腹自杀。

　　一只孤品瓷杯，上有钟馗打鬼图，鬼为日本鬼，诗为：紫面蓝袍鬓插花，驱邪降福仰卿家，而今到处妖魔厉，切莫宽容放纵他。署名万仞。樊建川经过曲折查找，终在一本抗战画报中的《川军抗战亲历记》中证实：“军长陈万仞指挥江岸炮兵，击中日舰五百余艘，使日军不能充分利用江面交通。”瓷杯为景德镇名匠王大凡所制。名将名匠，天作之合。

　　刘雨亭将军的六件抗日瓷器，曾分散各地。樊建川奇怪，冥冥中，似有安排。它们在分散半世纪后，竟全部团聚于他手中。由于日日凝视，樊建川竟背下瓷器上的文字“珠山瓷业誉满全球余长一四六师经理转战江浙皖赣者四年辛已年奉调驻浮爱制此……”依了这一背功，各摊主不敢言之孤品，遂便宜出手。

　　1999年，樊建川逛巴黎塞纳河边上的旧书摊，直觉山似的旧书堆里有他要的东西。他翻捡一天，终在七本画报中看到中国抗战画面。由此推测，当时的法国民众关心着中国抗日命运。

　　1999年在北京海王村拍卖会上，樊建川购得《淞沪抗战日记》。作者是上海长城唱片公司职员张德志。记载时间1937年8月12日至9月11日，共31天。该日记的价值填补了史料之不足。

　　今年春季，中国书店拍卖会上，“大东亚共荣图”被美籍台湾人买走，价格高出底价十几倍。不仅如此，现场凡抗战文物，他全部买断。樊建川坐镇蜀地，遥控现场。樊建川最担心孤本流失海外。

　　收藏引发的思考

　　今年1月23日，日本右翼在大阪和平纪念馆把南京大屠杀说成“20世纪最大的谎言”。在中国人一片怒讨声中，樊建川冷静思忖：“戳穿谎言的最有效办法———拿出实证，让日本人瞠目的实证。正所谓“事实胜于雄辩”。

　　李登辉的台独论，引发樊建川从收藏中分析推论李登辉搞台独的历史因由。《大东亚南方圈地图帖》于1944年出版，此时正是李登辉受教育的年代。分裂、肢解中国的情结就此埋下。李提出分裂中国的“七块论”，日本右翼石原慎太郎提出“要把中国分成几块以便统治”，“中国的强大是一种威胁”，樊建川认为这件藏品给“七块论”的复活及衍生提供了出处。

　　如今，40多岁的他反思带有历史绊扣的中日关系。新世纪中日关系的走向是友好是合作是和平，友好合作的前提是摆事实，让日本政府在事实面前认罪道歉，这是理性的举动。那些感性的带有火药味的煽动民族仇恨的语言和文字无助于解扣，只会增加裂痕。樊建川反感“鬼子”一说。55年过去了，仍然“鬼子，狗日的”，心有千千结，冤冤相报何时了。曾有战后日本人看过樊建川的收藏，他们什么都不表示，只是沉默和不露声色的抵触。

　　樊建川说他的书敢于直面日本人，特别是日本知识界。希望日本政府通过明明白白的实证，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以至真诚忏悔，而非含蓄模糊地做姿态。那么，触及灵魂的沟通先从民间开始，日本民众的呼声会影响政府表态。樊建川愿以他2万多天生命做赌，等待这一天。如果等不来，收藏便是他生命的延续和虽死犹生的意义所在。

　　收藏过程中，樊建川常思考汉奸问题。一场8年抗战，中国出了上百万汉奸。两张日本1940年印刷发行的挂图《支那新中央政府一览》、《国民政府组织系统职员表》，详录了一群龙的变种。一支庞大汉奸队伍出现的原因，樊建川至今在找答案。另一让樊建川不解的是，眼下拍卖会上，常见郑孝胥书法，且价格不菲。“郑是大汉奸，是促成溥仪投靠日本人的干将。没有气节的人的书法，纵是笔力遒劲，也不值一文。”樊建川总结，天下之坏事，一半是坏人做出来的，另一半是一些算不上坏人的人对坏人麻木、容忍、默许乃至支持的结果。研究汉奸，是为不出或者少出汉奸。

　　迄今，2000余件藏品能粗略证明8年抗战历史片断。启功看了藏品相册说：“正史出示的证据是主证，你的藏品是为历史提供旁证。”巴金对樊建川说：“建博物馆，我们只是说说而已，像樊先生这样的人可能就做成了。”诗人流沙河为樊题诗：倾囊不悔记一痛，剖胆应可鉴万年。

　　称道声中，樊建川心有遗憾：“一解放就该建抗战纪念馆，那时东西多得是。比如，关于慰安妇的档案。如今，时过境迁……”他说弥补遗憾的希望：“倘若100个人都干这个事，收藏力度可想而知”。樊建川形容自己走过的单薄的收藏道路：“有如手枪歼敌，一个个瞄准、放倒。倘若机枪扫射，那是什么力度。”樊建川想去看德国、俄罗斯的战争纪念馆，他们如何为了和平收藏战争。

　　如今，他的“文革”收藏，抗战收藏无出其右。“自己做得这么大，没想到”。就地理位置、文化氛围、国民素质，成都算不上最好，樊的资产也是中等，但他把梦做成了。樊欣喜之余，亦有悲哀。特别是他在考证无门，无人解惑时，孤独蚀骨。他有时自问：“我一个人干着国家的活儿，搭钱搭精力搭时间，这是干啥子嘛？”

　　“天赐”照片做后记

　　《一个人的抗战》在收尾阶段，樊建川在上海古玩市场淘到一张他说是“天赐”的全家福照片。照片上12个人，个个面容祥和。拍摄时间1940年前。1940年，12个人分散了。于是，父亲在曾经团聚的照片上题诗：无端烽火记连年，重九登高亦枉然，留得大好头颅在，遗怀诗酒自留连。

　　樊建川用这张照片作了后记。

　　文／本报记者　李彦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