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最惨烈也最辉煌的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已整整60周年至今全世界仍分享二战胜利带来的科技发展、社会进步和总体和平的惠顾，人类对于付出巨大牺牲的历史事件，是不会轻易忘却的。那段历史虽已终结，但反思仍在继续。这次战争也是一所课堂，它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思索和教训。我们在回顾历史的同时，更应审视与认清今日世界之风云变幻，警惕新的战争策源地，维护世界来之不易的和平，这是对二战中数千万无辜的死难者和人民英雄的最好纪念。
警惕背离国际和平的新策源地
二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持续40多年的冷战对抗，以苏联的突然解体而结束。两极格局解体后，世界进入了一个既没有实力制衡又没有普世价值认同的时代。西方直接用武力征服或用“天鹅绒革命”、“颜色革命”手段，颠覆一个主权国家比冷战时期要多得多，而且越来越无所顾忌。美国从海湾战争和轰炸南联盟的军事行动中受到激励，强化了以武力图谋霸业的观念。“9·11”以后，更实行单边主义政策，推出先发制人战略，无视国际法准则，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对此，美国总统布什并不讳言，宣称他是用“战争思维”来考虑问题的“战争总统”。在这场夺取石油资源的战争中，无辜的伊拉克平民饱受战火的荼毒。这种轻启战端而又没有信守战争道德，师出无名、毁人家国、伤及无辜、虐待战俘的行径，充分暴露了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是为霸权战略披上的模糊外衣。
人类的文明是在互相浸润中发展的，并非注定要发生冲突。在中国历史上，儒、道、佛、伊斯兰等宗教不但共存，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而且共同丰富了浩瀚的中华文明。如果说不同的文明注定发生冲突，那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强权者要自己的“文明”来征服和取代别人的文明。伊拉克战争以来，全世界包括欧美社会掀起反战运动声浪，不但说明了时代的进步，也回击了文明冲突论的谬误性。尊重所有国家主权、尊重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的人民的生命权利，反对以任何借口而行使的霸权主义，是我们今天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最具现实的意义。
德国领导人施罗德说：“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是可以从我们历史最羞耻的一页中学到很多东西。”战后德国历届政府的真诚认罪，带来欧洲的和解与发展。而与德国完全不同的是，日本由于美国的支持，拒不认罪且美化侵略战争。德国《新消息报》曾经评论说：“二战已经结束60年了，日本始终没有承认历史错误，假如德国也拒绝承担历史责任的话，难以想象现在的欧洲会是什么样子。”正是日本对历史和现实的错误态度，影响了亚洲地区的整合和稳定。
从历史上说，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没有进行过一次正义战争，它所发动和参与的全部是侵略战争，这在世界近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二战结束以来，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日本从作为美军后勤基地发展为前方支援，从专守防御变为向海外派兵，从国土自卫变为干预周边事态，甚至提出实行先发制人战略。在参拜靖国神社和篡改历史教科书等问题上，反映出日本统治集团没有与日本法西斯历史划清界限的不正常心态。居于日本政坛主导的新保守主义势力，在亚洲四面树敌，尤其是在对中国的问题上，一再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诸如侵占中国钓鱼岛、坚持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接受台独势力的总代表李登辉访日、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对中国制定《反分裂国家法》妄加评论等等。造成这种事态，不仅是由于日本战败后在美国的包庇下对其战争罪行清算不彻底（日本的全部战争罪行只有不到1／10被起诉），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也反映日本在美日把对付中国列入“共同战略目标”后的扩张主义心态。二战结束之后，亚洲还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那样对邻国的主权进行过如此明目张胆的挑衅，没有一个亚洲国家像日本那样，与他国制定了联合对付邻国的战略计划。日本已经成为亚洲地区不安定的因素。
在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上，世界人民特别是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和人民关注日本是否具备这个资格：其一，日本是否真正确立了有保障的和平体制？其二，日本是否真正认识和反省其二战的侵略罪行并取得有关国家和人民的谅解？其三，日本有没有表现出独立的外交风格，并有主持国际正义的公信力？其四，日本的走向是和平大国还是军事大国？实行的是防御战略还是进攻战略？其五，日本正在酝酿修改和平宪法，其海、空军实力已居于亚洲之冠，那么小泉首相所做的“只做经济大国，不做军事大国”的口头承诺，能否让世人信服？一百多年来，日本民族已经为其政府的错误政策付出太多太大的代价。任何民族企图把自己的繁荣长久地建立在对其他民族的扩张之上，其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国际关系上，日本只有告别过去，才能拥有未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留给人们的历史教训中，国际绥靖主义曾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美国的远东战略失误便是其中之一。当年美国从利己主义出发，向日本提供战略物资，绥靖和纵容日本侵略中国，坐视日本野心膨胀，最终“养虎遗患”，导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这个教训，今天仍应记取。
国家的安全稳定和统一是人民的最高利益
在60年前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以2100万人的牺牲、整个社会发展滞后几十年的代价，在悲愤与血泪中认识到国家的安全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当今世界，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力量处于相对弱势的国家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和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新自由主义利用这个口号，作为推行经济霸权的工具，然后又扩展到军事、政治、文化、舆论等各个层面。发达国家在上述领域的实力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因而始终占有主导地位和绝对优势。正如著名思想家吉登斯在《失控的世界》中指出的，“全球化并不以公平的方式发展，而且它带来的结果绝对不是完全良性的。对许多生活在欧洲和北美洲以外的人来说，全球化就是西方化或者美国化”。基辛格博士更直截了当地说，“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的经济和政治后果最为严重”，“全球化实质上意味着全球采纳美国的模式”。所谓采纳美国的模式，并不是与美国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与繁荣，而是利益流向美国、代价留在第三世界的新殖民主义方式。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又反过来成为美国干涉他国主权的借口。
上世纪末期，美国迫使拉丁美洲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调整，实行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消除政府干预，这种不计社会成本、牺牲社会公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使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广大中下层民众利益受损，造成社会不稳，落入经济殖民化的陷阱。俄罗斯经济改革也有类似的教训，例如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部门被外国控制，大量资金外逃，国有企业资产被严重低估后卖给私人，仅用四年时间就把2／3的国民财富转移到私人手里。从前苏联分离出来的一些中亚国家，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导致社会矛盾加剧，结果又成为美国在那里策动“颜色革命”、推翻其政权的理由。当年曾写过30本书，批判共产主义的俄罗斯著名哲学家、作家季诺维也夫在目睹苏联解体后的现状说，“假如我知道这一切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永远不会写这些书”，“我认为苏维埃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顶峰。”这位哲学家发出的慨叹，是很值得深思的。
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政治和军事的扩张。和平演变与非和平演变已经没有明确的界限。对南联盟就是两手并用。本来在苏东剧变后，东欧和中亚一些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倾向西方的，但美国仍嫌不够，于是支持反对派推翻合法政权，建立更加亲美的政权。“颜色革命”向东蔓延，进一步改变中亚的地缘政治版图，这不但是对世界稳定的破坏，也对各邻国主权构成更为现实的威胁。全球化决不意味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淡化，否则全球化就是陷阱。值得警惕的是，我国某些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充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极力宣扬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企图误导我国经济改革。有些国有企业的改制，成为国有资产流失和对国有资产的掠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抽掉了社会公正的内容，必然造成两极分化。国家的核心力量不可侵犯，这不但包括国家的支柱企业和战略企业，也包括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这既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又是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最基本的保证。
在全球化的时代，保卫国家主权的意义已经多元化，上层领域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时代精神与人民的历史地位不容许被虚化，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不容受到挑战，爱国主义传统不可以割断。世界各国的英雄纪念碑都是铜铸石雕，就是赋予它永恒的意义。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需要强化自己的社会主义体制、国家精神和主体文化，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守望好自己的政治文化疆域，才能在融入世界中不迷失自己。爱国主义不仅仅是宣传工作，而是要上升为国家意志和需要各方面协调一致的行动。
面对挑战，中国人民唯一的对策，就是坚持和平发展，增强自己的力量，不但要有经济上、技术上、军事上的力量，而且要有政治上、文化上、心理上的力量。要始终明确自己国家民族最稳定的战略利益之所在，不为霸权主义所吓倒，不为扑朔迷离的国际环境所左右，不为外界各种战略动作所迷惑，也不被国内外谬论所误导。我们的主动地位是建立在立足于应付严峻挑战情况下的抓住机遇；立足于能够预防各种形式的“颜色革命”和做好反分裂、反侵略的战争准备来制止分裂和遏制战争，以保卫国家稳定、安全和统一。
继承发扬抗日战争的宝贵战略遗产，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创造了两种战争模式，一种模式是用机械化战争对抗机械化战争，这是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主要模式。另一种战争模式，是用人民战争对抗机械化战争。这是中国大陆战场的主要模式。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是军事理论和实践的伟大创新，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总体战略的回应。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是被作为一项“国策”经过长期的准备和策划的，在20世纪初，日本帝国主义即开始对中国王公贵族和地方割据势力进行笼络，分化中央集权，收买汉奸，培植亲日势力。其策划之周密，用心之险恶，手段之毒辣，是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是以武力相威胁，以经济和文化侵略为先导。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则以军事为主导，政治、经济、文化紧密配合，进行所谓“总力战”。
在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提出用人民战争回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总体战争，从而把中国各族人民和各种进步政治力量团结起来，为自己祖国的生存而战。按照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就是变单纯政府抗战为全民族抗战；变单纯正面战场为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变单纯内线防御为内外线攻防结合；变单纯军事斗争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斗争。在政策与策略上：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积极力量，举国应敌。在战略指导上：持久抗战、速决歼敌、积小胜为大胜；在同盟战略上：结成与同盟国，甚至还包括敌国人民群众的反战运动在内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力量的组织与运用上：实行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正规军与游击队和民兵、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在作战形式上：实行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相结合；在战法上：坚持不打无准备与无把握之仗，集中优势兵力（兵器）各个歼灭敌人。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是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的伟大战略遗产，其精髓是不朽的。概括起来有三点：其一，人民战争的指导路线，是建立在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基础之上的。其二，人民战争的哲学思想是战略上蔑视敌人、战役战术上重视敌人；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能动地争取胜利。其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完全立于主动地位的作战。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不被敌人牵着走，而是“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毛泽东军事思想对现代人民战争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要结合现代实际加以补充和发展。例如在战略指导上，反侵略与反分裂并重。在作战思想上，要避免在高技术领域与敌作狭路相逢之战，而应创造和选择最有利的时机、方向和目标出奇制胜。在军队建设上，实行机械化与信息化相结合。在作战方式上，实行联合作战与单军种（兵种）突击相结合、接触作战与非接触作战相结合、常规作战与特种作战相结合、火力打击与信息战和心理战相结合、歼灭有生力量与摧毁要害目标和瘫痪网络相结合等等。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面对强敌，只有“备战、能战、敢战”，才能真正达到“不战”、“止战”的最高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法西斯战争是一所伟大的学校，至今仍在感召人们向国际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勇气和决心。我们今天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就是要纪念中国人民在反侵略战争中焕发出的伟大精神，对祖国的忠诚和强烈的爱国心、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战斗意志，捍卫祖国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
中国抗日英雄的业绩，是中国人民心中永恒的丰碑！（作者为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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