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戴上了“汉奸”帽

　　张自忠，字荩臣，后改为荩忱，1891年8月11日出生于山东临清。1911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就在这一年，武昌起义爆发，张自忠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并转入山东法政专门学校。继而投笔从戎，于1914年到奉天（今辽宁）新民县，投奔在那里当团长的临清同乡车震，后随车震投奔冯玉祥。

　　张自忠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是能吃苦，善学习，天生就是一块当兵的好材料，因此不断得到提升，从见习官以至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后来还在冯玉祥建立的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担任校长。1929年，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进行的全国军风纪考察中，张自忠任师长的二十五师名列全国陆军第一。检查团总团长刘峙在讲评时说，二十五师有三大特点：第一，全师官兵不分级别服装一致，没有等级差别；第二，从师长到士兵，脸色一致，说明官兵伙食没有区别；第三，从早上八点开始检阅，至中午十二时，没有一个人随便活动或讲话，这种纪律，从来没有见过！1935年12月，时任二十九军军长的宋哲元担任该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主席，秦德纯任北平市长，已获中将军衔的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任察哈尔省主席。第二年，张自忠又调任天津市长。

　　军人兼任政界职务，这是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殊事物。平津一带中日两国军事力量交叉叠错，政治形势极为复杂，作为军事首领、政界要员的宋哲元、张自忠等人，对于日本的侵略野心未能及时有所认识，始终抱有幻想，希望避免正面冲突，维持局面稳定，因此，在对日交往中时有妥协，难免引起国人不满。而自从1937年3月张自忠代表宋哲元访问日本后，又落下了一个“亲日派”的名声，这使他十分苦闷。

　　卢沟桥事变后，为了避免全军被日军围歼，宋哲元不得不决定带领部队撤往保定。但同时又命令张自忠留下，与日本人周旋，以图缓和形势。张自忠明白，自己已经被人称作“亲日派”了，如果在这种时候居然留了下来，恐怕永远也无法摆脱“汉奸”的罪名了。但是作为军人，他只有服从命令。当夜，宋哲元、秦德纯等人悄然出城。第二天，张自忠前往冀察政务委员会，按照宋哲元的指示，就任代理委员长和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北平市长。于是，那顶“大汉奸”的帽子就牢牢地戴在他的头上了。

　　惟求“戴罪立功”

　　7月30日，天津沦陷；8月8日，北平沦陷。眼见形势已不可逆转，张自忠于8月6日通过报纸宣布辞去所有代理职务，随即躲进德国医院暂避。

　　9月3日，张自忠在朋友和几位美国人的帮助下，化装逃至天津，与已被安置在英租界的家人相见。他在家里只待了短短几个小时，天亮之前便匆匆离去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竟成永诀！

　　背着“汉奸”恶名的张自忠悄然到达济南，山东省主席韩复渠居然不欲接见。张自忠在门外听见他大声对副官说：“他当他的汉奸，我救我的国，见什么见！”张自忠按捺不住，一头闯了进去，当面出示了宋哲元命他留守北平的手谕，韩复渠这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当时，张自忠原部三十八师已扩编为五十九军，部下得知他在济南，数次派人请他归队。但这时蒋介石已有命令，让韩复渠将他押解南京接受处理。正在前线的宋哲元得知消息，立即派秦德纯赶到济南，专程陪同张自忠前往南京面见蒋介石。

　　此时舆论界仍在对张自忠大加鞭挞。比如某报载文，在赞扬段祺瑞、吴佩孚坚持民族气节，不为日本人所利用之后，笔锋一转，指到了张自忠头上：“愿北方军人都仰慕段、吴两先生的风范，给国家保持浩然正气，万不要学那寡廉鲜耻的殷汝耕和自作聪明的张自忠！”

　　尽管宋哲元、冯玉祥等人再三向蒋介石说明情况、为张自忠求情，蒋介石也已弄清了真相，但由于影响在外，社会反映很大，张自忠一时难以公开露面。直到两个月后，战事紧急，张自忠才得到了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被任命为原部五十九军的代军长。

　　两年后，张自忠战死沙场，蒋介石含悲撰文通电全军，在回顾张自忠的这段经历时，说：“……卢沟桥战事之前，敌人密布平津之间，乘间抵隙，多方以谋我，其时应敌之难，盖有千百于今日之抗战者。荩忱前主察政，后长津市，皆以身当樽俎折冲之交，忍痛含垢，与敌周旋。众谤群疑，无所摇夺，而未尝以一语自明……。”在蒙冤受屈的时候，张自忠的确没有为自己进行任何辩白。他所渴望的，就是一个能够以行动证明自己的机会，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1937年12月7日，张自忠赶赴正在河南道口驻扎的五十九军军部上任，见到老部下后，他只说了一句话：“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在场所有将领，莫不泪下。

　　张自忠回军后参加的第一战，便是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的徐州会战。在战前会议上，张自忠大声说道：“无论谁都可以打败仗，惟有我张自忠不能！我的冤枉，只有一拼与死，拿真实的战绩才能洗刷干净！我带领大家拼死保国！”在他的激励下，全军将士情绪激昂，奋勇杀敌，首战告捷，数日之内，便夺下多处城镇，其中包括日军防守力量最雄厚的小蚌埠，迫使其退守至淮河南岸，直接破坏了敌军企图北上打通津浦路以夹击徐州、台儿庄的战略计划，使淮河战局得以扭转。

　　敌军惊呼“活关公”

　　紧接着，五十九军奉调北上临沂，协同第三军团阻击日军南下的第五师团。这一仗的最为特殊之处，是第三军团的指挥官庞炳勋本系张自忠的老仇人。当年中原大战进入后期，与张自忠同属西北军的庞炳勋在危急关头叛变冯玉祥投靠蒋介石，倒戈夜袭友邻部队张自忠所在的第六师，张自忠侥幸脱险，从此结仇。这次来第五战区，张自忠曾经有话：绝对不能与庞炳勋共同作战！不料事有凑巧，战局的发展偏偏使这对冤家碰到了一起。当李宗仁对他们之间的矛盾有所了解后，特地找张自忠谈话，希望他以国事为重，不得以个人恩怨延误战机。张自忠态度十分明确：坚决服从命令！他的部队强行军90公里，一夜之内便赶到临沂，与庞炳勋所部会合。第三军团仅有五个团，兵力不足万人，眼下已伤亡过半，正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苦苦支撑，庞炳勋没有想到张自忠居然真的火速赶来增援，十分感动，双方之间多年的积怨终于化解。

　　而更富有戏剧性的是，与他们正面作战的日方号称“铁军”的第五师团指挥官坂垣征四郎，却是张自忠的老熟人，一年多以前他以关东军参谋长的身份前往天津，曾受到担任市长的张自忠盛宴款待。助仇人打熟人，这真是十分奇特的一仗。

　　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张自忠的五十九军连续打胜了三个战役，为接下来歼敌近二万人的台儿庄战役作出了贡献。为此，国民政府颁布命令，撤销对他“撤职查办”的处分。其后，他又接连提升为二十七集团军军团长、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并获上将军衔。张自忠率部转战各地，愈战愈勇，成为日军最重要的对手之一，连敌军部也誉其为“活关公”。

　　时间转眼到了1940年，这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进入艰苦时期的一年。日军计划在4月下旬至5月初投入15万人的兵力发起新的战役，争取歼灭中方第五战区主力，以纪念天皇的生日。对于日方的预谋，中方已有察觉，并进行了相应的部署，其中张自忠部负责襄河及大洪山一带的防御。5月1日，以日本军队向我方襄河东岸第五战区部队发动的大规模进攻为起点，枣宜会战拉开了帷幕。

　　十万百姓送英灵

　　5月7日拂晓，张自忠东渡襄河，率部北进。在日军集结重兵南下时，我方主力本应暂时规避，寻机集中力量分别围歼来犯之敌。但是，蒋介石被日方的假情报迷惑，错误判断形势，下令第五战区部队同时围歼南北两路日军。虽然张自忠在河东的部队只有五个师、二万余人，兵力仅及对方一半，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立即根据自身情况调整部署。然而不幸的是，张自忠的电报密码被日军截获破译，他的军事部署已完全被敌方掌握。日军当即调集两个师团另加四个大队奔袭而来。14日，双方发生遭遇战。

　　15日，张自忠率领的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围在南瓜店以北的沟沿里村。当日上午，日军发动进攻。敌我力量极其悬殊，战斗异常惨烈。至下午三时，张自忠身边士兵已大部阵亡，他本人也被炮弹炸伤右腿。此时，他已撤至杏仁山，与剩下的十几名卫士奋勇抵抗，竟将蜂拥而至的日军阻于山下达两个多小时。张自忠不顾自己伤势严重，提起冲锋枪亲自杀敌，但随即引来敌人的扫射，他身中数弹，血如泉涌。此时，他命令其他人立即撤退，为了不使自己拖累大家，他拔出随身佩带的短剑刺向自己，但被卫士抱住了。转瞬间，大群日兵已冲到面前。根据日方资料，日军第四队一等兵藤冈是第一个冲到近前的。突然，从血泊中站起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军官，他那威严的目光竟然使藤冈立即止步，惊愕地愣在那里。冲在后面的第三中队长堂野随即开枪，子弹打中了那军官的头部，但他仍然没有倒下！清醒过来的藤冈端起刺刀，拚尽全身力气猛然刺去，那军官的高大身躯终于轰然倒地。这时是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

　　当天深夜，日军设在汉口的广播电台中断正常广播，插播了张自忠阵亡的消息，并称：“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殓入棺，拟用专机运送汉口。”

　　日军对张自忠将军表现了极大的崇敬，由军医用酒精仔细清洗遗体，并包扎好伤口，郑重装殓，放进赶制的棺材里。此棺被葬于一处山坡上，并立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奉命增援的三十八师在16日凌晨奔至南瓜店，得知张自忠战死，全军悲愤，夜袭日军，奋勇抢回了遗体。经检视，张自忠身有八处伤口，其中炮弹伤二处，刺刀伤一处，枪弹伤五处。

　　张自忠的遗体被运到重庆，行至宜昌，有十余万百姓上街为其送殡。当日，尚有日寇飞机在天空盘旋寻衅，但满城军民竟无一人躲避。

　　11月16日，张自忠被以国葬之礼权厝于重庆雨台山。后来，冯玉祥在墓畔种植梅花，并仿效明代史可法所葬的扬州梅花岭，将此山改名为梅花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属于反法西斯阵营的五十多个国家中，张自忠是阵亡将士中军衔最高的将领，正如周恩来所说，张自忠不愧为“抗战军人之魂”！

　　（选自《京城名人故居与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