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瞭望周刊记者　刘亢 黄豁 田刚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观念，一些地方必须支付的“社会和谐成本”存在欠账，使我国各种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容易诱发社会冲突与震荡，影响执政基础。

　　 主动缓解社会矛盾，需要基层政府立足于满足群众的发展要求。只有主动支付“和谐成本”，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弥合社会发展裂痕，才能摆脱被动应付的局面，促进社会和谐。

　　 “和谐成本”欠账越多“民怨”越可能变“民怒”

　　 对部分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改革有可能意味着利益上的损失和付出。这种损失长期被社会忽视，就会加剧他们的社会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导致心理失衡，产生“民怨”的积累。记者调查发现，“和谐成本”欠账越多的地区，对社会不满的阶层就越多，而当“民怨”渐渐成为社会情绪形成一定氛围，社会冲突就具备了广泛基础，“民怨”就可能变“民怒”。

　　 “上班无岗、种田无地、低保无份”的失地农民是当前一个数量庞大的上访群体，而失地农民普遍反映的住房、补偿、就业等生产生活问题几乎都是应该解决而没有解决的和谐“欠账”。据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调查，四川未兑现的农民拆迁、安置补偿费达13．6亿元，占应兑付总额的13％，仅南充市就拖欠2．9亿元，占应兑付的21％。近3年来，四川有48．6万人完全失去土地，失地农民总数的56％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不少失地农民心有怨气，认为给的补偿“少得可怜，简直是明抢”，而心有怨气。

　　 这种情况在部分地区更加突出。在三峡库区，由于三峡工程几十年“不上不下”等原因，历史欠账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滞后。作为三峡库区中心城市的重庆市万州区，困难弱势群体是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下岗失业人员近6万人，占城市总人口的11．3％，实际失业率接近18％，市区有6万人靠每月115元的低保度日，许多三峡移民失地、失业，生活水平下降。此外，还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部分大中专毕业生和退役军人等待就业。他们找不到工作，生活没有保障，心理失衡。记者多年在库区采访，走进一些移民小区，常常就会有抱小孩的妇女、步履蹒跚的老人、衣着朴素的青壮年七嘴八舌地向记者反映他们生活的艰难及对社会的不满。

　　 在这些利益受损的社会群体中，不满、怨恨已经成为他们的情绪主体。这种情绪平时难以通过正常渠道表达，一旦与社会擦出火花，就可能以狂热盲目的形式发泄，以求引起社会关注。

　　 这些偶然事件背后有其必然因素。记者调查了解到，当前不少社会矛盾因基层政府不支付和谐成本而生。一些事件多是由于群众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自发组织起来，通过集体行动，唤起政府的关注，使自身利益能得到政府的确认和保障。在群众反映强烈的切身利益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不同阶层的社会矛盾找到相同的矛盾指向，即掌握社会资源最多的政府机关。

　　 “和谐成本”需要持续支付寻求利益关系动态平衡

　　 建立和谐社会的标志之一是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当前需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通过利益协调，理顺社会群体利益关系，为构建和谐社会支付平衡成本，不断缩小贫富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差距，在发展中实现利益关系的动态均衡。目前，很多地方在支付社会和谐成本时比较被动，实际上加大了和谐成本，付出了降低政府信誉等更为严重的代价。

　　 物质基础雄厚的程度及支付“和谐成本”的能力，决定着构建和谐社会的广度、深度、力度和进度，影响着初级阶段社会和谐的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经历“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包产到户”、“打破国有企业职工铁饭碗”、“实现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不同的发展阶段，旧的“大锅饭”利益格局已经被完全打破，但新的合理的按劳分配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格局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利益矛盾和冲突明显增多。比如，知识、技术、资本、经营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后，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加之国民财富二次分配机制不健全，致使贫富差距呈扩大的趋势。

　　 由于社会转型造成的结构变迁、利益分化，使越来越多的民众从原有生存结构脱离出来。这些“游离”的社会人群在贫富两极化的心理刺激下，产生挫折感和不满，成为不稳定的温床。在利益的二次分配中，如不注重利益关系的动态均衡，支付必要成本，平衡社会底层心态，让各阶层协调发展，和谐社会就无从建立，长治久安也会因社会阶层失衡而出现波动。

　　 近年来，下岗失业、征地拆迁、工程移民等社会矛盾此起彼伏，基层党政部门疲于应付。当矛盾猛烈爆发后，当地政府往往按上级批示“特事特办”，筹措资金予以安抚，政府被社会矛盾牵着鼻子走，被动地支付维稳费用。这一做法实际上提高了“和谐成本”，不仅需要弥补过去的经济欠账，还付出降低政府信誉等无形的代价。

　　 记者在四川、重庆、陕西等国企集中地区调查发现，由于产业工人的下岗安置补偿、再就业、养老、医疗等问题得不到解决，按程序上访无效，被迫采取了过激方式。他们渐渐摸到了政府的“软肋”：造成的影响越大，惊动的领导越高，解决问题的力度就越强，得到的实际利益就越多。一些企业的职工甚至形成了有规律的群体聚集，每月定时闹事，或者不同企业的职工有规律地轮流闹事，向政府施加压力，索取生活费用。

　　 随着交通、通讯条件的提高，同类的社会矛盾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出现紧密互动的趋势，这使政府被动支付维稳费用的风险更大，极易造成连锁反应。据了解，各地企业军转干部之间的联络和信息传递频繁，大型工程移民群体之间也保持着民间信息联系渠道。

　　 支付“和谐成本”条件成熟

　　 记者走访的基层干部和专家普遍认为，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处理得好就可能顺利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反之，社会利益格局失衡，分化加剧，矛盾激化，社会可能陷入倒退境地。目前，我国市场经济框架虽然基本得以确立，但市场经济中必不可少的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建立起来。现在，我国以树立科学发展观为契机，变被动支付维稳费用为主动支付“和谐成本”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

　　 从主观角度讲，广大干部群众已经在发展实践的经验教训中，逐步形成了“构建和谐社会应支付必要成本”的思想认识。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生态环境保护、弱势群体扶助、城乡统筹一体化、地区均衡发展等各方面的相关政策法规逐步建立完善，政府主动支付“和谐成本”有章可循；就普通老百姓而言，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追求社会公平、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意识空前提高，群体维权行为日益活跃，强烈要求合理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面对复杂利益格局，政府简单的行政命令和“舍小家顾大家”的说教已经难以解决问题。

　　 从客观角度讲，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为政府主动支付和谐成本提供了物质基础。不少专家认为，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财政收入均取得新突破，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财政对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投入比重仍偏低，应进一步加大这方面投入，特别是增加对社会保障、农村基础教育及医疗的投入，使社会财富再分配向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倾斜。

　　 重庆市南岸区为解决经济快速增长而社会与人的发展相对滞后这一突出问题，决定把今年作为社会事业发展年，除把基础教育、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公共卫生监督和疾病控制等作为政府投入重点外，还实施“三个1000”工程：建立1000万元的特别救助基金、1000万元的红十字医疗基金、1000万元的教育基金，对困难群众的生活、就医、子女就学进行帮扶。四川省绵竹市在过去的发展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留下了很多惨痛教训。目前，绵竹市已具备了一定经济实力来解决这些后遗症。绵竹每年有计划、分步骤地支付“和谐成本”、缓解历史矛盾，每年投入5000万元以上为历史欠账埋单，为经济进一步发展“买”来稳定的社会环境。例如从1999年以来，绵竹市在清理农村合作基金会过程中，支付了8亿元兑付农民存单；为解决汉旺镇一个村1400多名农民的征地遗留问题，市财政先后投入2400多万元。

　　 “和谐成本”重在“发展成本”

　　 在一些地方，基层政府计算“和谐成本”往往注重温饱的解决，误认为有饭吃，有衣穿就能安抚民众。其实不然，记者深入弱势群体采访发现，即使处于生活困窘状态的群众，依然对政府抱有多层次利益要求，他们既要求政府帮助改善生活条件，又要求政府给他们一个公平发展的机会，帮助实现阶层流动、提升社会地位，在社会结构调整优化中摘掉弱势群体帽子。群众的这种利益取向表明，支付和谐社会成本的重点要从支付生存成本调整为支付发展成本。

　　 比如，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不仅要让他们生存下来，更要让他们融入城市并在城市中求得新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得到了种地自由，但土地的集体产权不能真正落实，大量土地被低价征用，失地农民不断积累，成为严重社会问题。因此，国家在投资大型工程时，应从政策上充分体现社会和谐的成本投入，必须与老百姓小康建设紧密结合，不能将农民一轰了之。例如，通过政策创新，使农民的集体土地产权能够转变为工程投资，可以长期地、稳定地在国家大型工程中受益，使大型工程由社会矛盾的引发者，转变为连接失地农民与国家共同利益的纽带。大型电力工程，还可以考虑将一定比例的电力以优惠价格留给当地支持工业发展，弥补工程占地造成的显性和隐性损失，使当地群众从中受益。

　　重庆市在缓解社会矛盾、支付“和谐成本”时，不仅顾及社会弱势群体的眼前利益，也将其“发展诉求”纳入视野。江北城拆迁工程拆迁总人口近5万人、拆迁总面积达2545亩、拆迁房屋面积122万平方米，重庆以拆迁为契机，构建起包括就业、入学、医疗、低保等多方面的综合保障体系，让弱势群体分享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成果，有效地化解了群众的对立情绪，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便将1．5万户居民平稳地搬出了“城市贫民窟”。最易引发事端的拆迁工作在江北城演绎成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抓手，其成功之处在于当地党委、政府把注重公平的利益二次分配原则贯穿至拆迁的全过程，不仅出台税费减免和补贴政策，让城市贫民有房可住；而且还组织民政、劳动、教育、卫生、街道等职能部门，采取有效措施，构建综合保障体系：在拆迁户安置地，投资1．3亿元实施了当地两所中小学的改扩建工程，成为江北区硬件设施最好的学校；将全国排名第二的观音桥农贸市场整体迁入，其吸引的物流、资金流为当地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