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的人不怎么太喜欢“胡温新政”之提法，其所谓的“理由”是：说现在的“政”是“新政”，那么，以前的“政”呢？难道就是“旧”的了？

　　其实，这种“理由”在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似乎还行得通，在21世纪的今天就显得有点“落伍”了，可笑了。其实，人们所说的“胡温新政”中的“新”一般是指以下二层涵义：一是继承中的发展，二是实践中的创造。

　　的确是这样，一个新的执政领导集体如果一点都没有“自己的新东西”，还是不断地重复前任领导的，恐怕就不会有生命力，就不会有很高的威信，社会也就不会大踏步向前发展。譬如，邓小平为什么有改革开放总计师之称，就是因为有了“改革开放”之“新政”，对“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来说，肯定是一个“新政”。

　　所以，对气魄大、胸怀广的人来说，对“胡温新政”之提法不仅不应该“介意”，更应该持欢迎和高兴的态度才是。

　　（二）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胡温新政”是十六大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智慧”的结晶，是另一种“民间”的通俗说法，根本不带有任何个人崇拜的色彩。

　　“胡温新政”之“新”表现在许多方面，然而依我的看法主要有二条：一条是“科学发展观”，另一条是“和谐社会论”。前一条是怎样发展初级社会主义阶段、刚刚步入市场经济的中国社会的“生产力”的，后一条是怎样处理剧变社会中复杂的“生产关系”的。

　　有人说，“胡温新政”之“新”就“新”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新三民主义”，这当然是一种“新”，而且是一种很重要的“新”，但是，它说的是一种“当官之道”，其内涵要比发展“生产力”的“科学发展观”和处理“生产关系”的“和谐社会论”，相对来说，还是要窄一些。

　　因为“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的确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三）我为什么特别强调“胡温新政”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这两条呢？因为这两条实在太重要了，它可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以后经验、教训的总结，而且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一种提升。

　　在这两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在是有太多的经验和教训，实在是有太多的话可说。大家想一想，如果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就是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的路去走，中国社会现在又是一个何等美好的一个社会啊！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的“三面红旗”和改革开放后在一些地区、部门、领域出现的新的“大跃进”以及“GDP发展万岁观”就不是一种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的“反右斗争”、庐山会议、六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至今出现的“矛盾凸显期”就不是用“和谐社会论”指导下的社会和谐。

　　所以，对任何领导来说，这是两个“全新的新课题”。

　　（四）也许正因为这两个“全新的新课题”的“新”是来自于新中国建国后至今的经验和教训，所以，它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它的内涵就特别的深，意义就特别的重大。当然，要让这种“新”变成各级领导的执政行为，就特别的不容易，甚至非常的困难。

　　为什么？

　　因为它既要与根深蒂固的“左”作顽强的斗争，又要防止各种右的思潮的侵蚀。过去是照搬前苏联的“洋教条”，如今又热衷于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洋教条”。

　　因为我们的领导已经习惯于用“政治思维”、“政治领导方式”的模式去管理社会，动不动就是用“政治运动”或是“不是政治运动的运动”的方式去“发展”，动不动就是“一窝风”，动不动就是赶挤一条“独木桥”，而且什么都贴上“改革”的标签。

　　因为在“权力绝对化”的背景下，一些地区、部门、领域的领导很容易地、不自觉地就不会用“科学发展观”去发展了，就会漫不经心地、一不留神地就出现社会的不和谐之结果。

　　因为在“利益至上”、“利益绝对化”的社会氛围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各种“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腐败利益集团”已经抢占了“利益的制高点”，社会的发展已经有点偏离了“科学的轨道”，社会在一些方面不和谐了，要想让它重新回到“科学发展的轨道”，要想让有不和谐的社会变成一个和谐社会，是非常艰巨的。

　　（五）所以，“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什么观”或是“什么论”，它实质上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在新世纪的深化和发展，是两个没有贴上改革标签的“改革观”、“改革论”。

　　所以，“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真还是具有“革命意义”上的“发展观”、“变革意义”上的“和谐论”。

　　所以，对广大领导干部来说，“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 是一场思想革命，是一场执政思想的革命，是一场执政行为的革命。

　　所以，若是我们的社会真正实现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那么，这一个“观”和这一个“论”，就其意义、作用、贡献来说，可以说是一点都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次的变革。

　　（六）为什么广大人民是拍着双手赞成、拥护“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呢？

　　因为从根本上说，“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

　　因为从根本上说，“科学发展观”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发展观。

　　因为从根本上说，对不科学发展、不和谐发展危害的体会最深的是最广大的老百姓，是广大的“弱势群体”，是他们吃足了不科学发展、不和谐发展的苦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多少普通老百姓？“文化大革命”使多少百姓遭了殃？即便是改革开放后国力大大增强的社会，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数以千万计的“4050代工人”因为一个“国企改制”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作，四千万“三无农民”因为“圈地运动”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还有无数个诸如嘉禾那样的城市野蛮拆迁……其中，最最缺乏的就是法治，当官的一句话，就让工人失去工作、农民失去土地、城镇居民失去住房；最最缺乏的就是公平正义，凭什么要听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话，让改革开放的“代价”只让“3000万工人”去承受？

　　的确，看一看现实，“一小部分人”是富了，生产亦是发展了，国力更是增强了，但老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呢？一些群体受到了伤害，其结果必然地反映在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偏离科学轨道发展的“生产力发展”真还没有让现实的“生产关系”得到“和谐发展”，因而有的学者所说的“2010年是社会发展的关键期、危险期”，这真还不是一种杞人忧天，真还不是一种危言耸听！

　　（七）正因为“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对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所以，对这两个“全新的课题”之贯彻就显得特别重要，特别困难。

　　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若是不将广大人民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是“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那么，他们肯定是贯彻不好“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的。

　　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若是不很好研究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的“利益格局”和“利益走向”，还是像过去那样，一屁股地坐在“有权人”和“有钱人”的立场上，那么，他们肯定是贯彻不好“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的。

　　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若还是“以官为本”，还是热衷于自己官位升迁捆绑在一起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那么，他们肯定是贯彻不好“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的。

　　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若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山高皇帝远，谁都管不着”的心态来对待，那么，他们肯定是贯彻不好“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的。

　　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若还是继续漠视工人、农民的利益，继续漠视“群众利益无小事”，甚至继续用权进行“剥夺”，那么，他们肯定是贯彻不好“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的。

　　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若还是用“稳定压倒一切”去压制弱势群体的诉求，还是用“稳定压倒一切”来掩藏自己工作中的重大失误，那么，他们肯定是贯彻不好“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的……

　　总之，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若不是在执政思想、执政行为来一个“脱胎换骨式地改造”，那么，就很难改变在一些地区、部门、领域的“口头上的科学发展观”和“口头上的和谐社会论”，而不是“实际行动上的科学发展观”和“实际行动上的和谐社会论”。

　　（八）为什么在一些地区、部门、领域的“发展”不是很科学？为什么在一些地区、部门、领域的“和谐”很紧张？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和“腐败利益集团”抢占了社会利益的制高点，这两个“集团”无论是对社会资源、权力资源、自然资源、百姓资源都是采取疯狂的、掠夺式的方式的，因而使“发展”无法“科学”起来，使“社会”无法“和谐”起来。

　　腐败，既是破坏生产力的罪魁祸首，又是破坏生产关系的罪魁祸首，当然它更是破坏执政党形象、执政党能力的罪魁祸首。

　　从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和“腐败利益集团”。

　　而当前在一些地方、部门、领域坚决落实、执行“胡温新政”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之所以发生“中间梗阻”，之所以产生“贯彻危机”也是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和“腐败利益集团”在从中兴风作浪。为什么？因为经过这十余年的“发展”，在一些地方、部门、领域的“既得利益集团”和“腐败利益集团”已经成气候了，成规模了，它们已经有力量来抵制、抗衡中央政府所做的一切，

　　所以，在坚决落实、执行“胡温新政”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时一定要高举反腐败这杆大旗，一点都不能放松，腐败反得越彻底，“生产力的发展”就越是“科学”，“生产关系”也就越是“和谐”。（邵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