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曾鸣傅耕

　　5月20日至23日,我们一直驱车在海拔3500米左右的高山草地行走,追寻当年红军在草地的遗踪。

　　“过草地难于过雪山”,很多老红军的回忆都谈到这一点。在他们的记述中,70年前的草地是一片茫茫泽国,是死亡大陷阱,千军万马陷下去也不会留下痕迹。

　　我们试着用脚去踏那些水草地里的草蹬。回忆录中说,草蹬周围的泥土通常“软得像豆腐,不仅滑,而且像胶一样粘。一旦掉进去,就越陷越深,越挣扎陷得越快。掉进沼泽里的人,伙伴还没来得及拉上他们,便消失了”。

　　在红原县城东北方向约40公里的瓦切乡,我们找到了当年流散在草原的老红军侯德明。

　　县委宣传部的严友华陪着我们,介绍说,侯德明小时候随父母从湖南桑植经贵州、云南进入四川阿坝,到达红原草地时,与队伍走散,他被当地麦洼寺庙一活佛收养,取藏名罗尔伍,意为“汉族的珍珠”。

　　现在的侯德明不仅完全不能说汉话,对当年的事情也记忆模糊。我们通过请去的翻译与他对话,他只记得“父亲是湖南大庸人,母亲是湖南桑植县瑞塔铺芦斗溪人”,记得自己的汉语名字,看到贺龙照片会脱口而出“贺龙”。其余都不清楚了。小严对我们说,侯老湖南的亲人也是从媒体对他的采访报道中,以这几个关键词为线索找到了他,并于去年11月,到瓦切与他相认。据侯德明透露的信息,他父母应该是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的战士。

　　离开侯德明家,我们去了若尔盖湿地的边缘——日干乔大沼泽,那里立有周恩来题写的“红军走过的大草原”纪念碑。几只牧民养的大狗阻挡了我们想去湿地踏一踏青的念头。

　　若尔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正清给我们讲了一个传闻。他说,红军当年过草地,牦牛帮了大忙。那时草地一下大雨就是水天一片,根本就没有路可走,只有藏族牧民踏出来的小路藏在水里。牦牛知道这些小路怎么走,红军也是被牦牛和牧民带出草地的。

　　在从红原到若尔盖的路上,我们看到了大片开始沙化的草地和山坡,当地人讲,实际情况比看到的更严重。原因是人们为了发展牧业生产,大面积开沟排水,使大部分湿地变成了牧场,生态质量明显下降。红原、若尔盖两县从1999年开始堵沟蓄水,进行湿地保护,效果明显。不少过去曾经消失的珍稀动植物,又出现在日干乔大沼泽。去年夏天,30多名世界湿地专家到红原把脉问诊,提出进一步保护方案。

　　草地没有夏天,只有延长了的冬天和短暂的春天。我们在资料上看到,除了自然环境的恶劣,红军过草地还面临粮食不足。当时草地边上有一些青稞地,红军战士收割了青裸,留下了借据。毛泽东曾对埃德加·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粮食吃完后,红军便开始煮自己的皮带和马具。水也是一个问题,草地上的水大都有毒。姬鹏飞曾回忆说:“过草地比爬雪山损失的人还要多。每天早上,我们不得不点一下人数,看看还剩下多少人。我们发现有些人并没有死,他们的眼睛还睁着,可是他们爬不起来了,也不能说话了……瘫倒在沼泽地里,默默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