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5-23

　　今年的这个春天，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度过了他的九十岁生日。六十一年前的这个时候，作为一名为抗战做了大量工作的进步记者，爱泼斯坦来到陕北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又是一年春来到。今年，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爱泼斯坦的家中，亲切慰问这位见证了20世纪中国曾遇到的苦难，经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并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国际主义战士。面对眼前的鲜花，精神矍铄的爱泼斯坦微笑着说：“我今年九十岁，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还只有73岁，因为我是1933年开始为中国革命工作的。今后，我还将是建设中国的普通一兵。”

　　颠沛流离来到中国

　　1915年，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出生于波兰华沙，父亲拉沙尔因为参加犹太人劳动联盟反抗沙皇的统治，曾坐过沙皇的监狱。那期间，做助产士的母亲松亚被流放到了寒冷的西伯利亚。

　　爱泼斯坦出生后不久，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恰逢父亲被所在的公司派往日本开展太平洋方面的业务。随着德军逼近华沙，母亲抱着襁褓中的爱泼斯坦，通过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又转乘轮船来到日本与拉沙尔重逢。两年后的1917年，只有两岁的爱泼斯坦和全家移居到中国哈尔滨，在那里，他接受了一生当中惟一的一点俄语教育，那时他的整个世界都是俄国式的。

　　不久，沙皇军队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打败，在他们大量逃往哈尔滨的同时，也把“排犹”的恐怖活动带到了那里。哈尔滨街头，白俄官兵追赶、射杀犹太人的情景时有发生。于是1920年，爱泼斯坦一家被迫举家南下，迁往天津。

　　年轻记者有颗“平等心”

　　在爱泼斯坦7岁那年，他被父母送到了一所美国人开办的小学读书。尽管生活在欧美文化的圈子里，但父亲仍坚持向他灌输民族平等的思想。而且，父亲同情中国民众，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当地犹太人中进行募捐，并将所得款项援助西北地区饥饿的中国人。幼小的爱泼斯坦常常受到这样的告诫：“我们犹太人遭受着歧视，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再歧视别人。”

　　1931年，16岁的爱泼斯坦初中毕业，在《京津泰晤士报》开始了记者生涯。这个有着一颗“平等心”的年轻人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1933年底，有人将美国著名战地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的《远东战线》交到了爱泼斯坦的手中，要他写一篇评论在报纸上发表出来。在阅读《远东战线》时，爱泼斯坦被书中的内容和作者的写作风格深深地打动了。他打听到埃德加·斯诺在北京的住址，在一个周末专程去拜访了斯诺夫妇。

　　那一年，爱泼斯坦18岁，尽管在年龄上与斯诺夫妇有着10年的差距，但他们很快就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和伙伴。爱泼斯坦就开始为斯诺夫妇主办的《民主》月刊写稿，接着又成为这家刊物的编委会成员。

　　渐渐地，在斯诺的影响下，爱泼斯坦坚定地投身到中国的抗日斗争当中。

　　巧送“李太太”邓颖超

　　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北京、天津很快就沦陷成为敌占区。

　　有一天，斯诺带着一位衣着朴素但谈吐不凡的女士，突然到天津造访爱泼斯坦，斯诺称呼那位女士为“李太太”，希望爱泼斯坦协助“李太太”从敌占区返回延安。

　　如何保证“李太太”的安全，是爱泼斯坦最先考虑的问题，住在自己这里不合适，于是他就利用自己在天津的特殊身份，安排“李太太”住进了犹太人开设的一家饭店。因为是犹太人的饭店，安全系数自然增加了不少。

　　然后，爱泼斯坦又赶快去买了开往山东烟台的船票，护送“李太太”从烟台上岸，直至安全抵达了延安……事后，爱泼斯坦才知道，“李太太”就是邓颖超。

　　也是在那一年，爱泼斯坦做出了一个意义重大的抉择：1937年，中国已经进入全面抗战，爱泼斯坦的家在天津，他的父母已在那里平静生活了20多年，但却不愿意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打算移居美国。

　　爱泼斯坦该何去何从呢？经过一番思量，他决定留在中国。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那时决定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是有其根源的，那就是我要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事实上，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将占有独特的地位，支持和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就是对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实际贡献。”

　　送走了父母，爱泼斯坦站在塘沽港口的轮船上，看到许多满载着日本兵的登陆舰正在靠岸，心中默默地想：现在你们翘着尾巴来了，但我要留下来看你们夹着尾巴回去，我要用记者之笔记录下这个过程！

　　床罩当桌布欢迎宋庆龄

　　1939年，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后，爱泼斯坦工作的合众社认为中国的抵抗会逐渐消沉下来，同时日本会成为合众报在亚洲最大的客户。于是，他们以爱泼斯坦过于“亲华”而不适宜在日本占领区工作为由将他解雇了。

　　这个变动却成为爱泼斯坦一生当中的分水岭，他来到香港，加入了老朋友宋庆龄领导下的“保卫中国同盟”。

　　多年之后回忆当初的情景，爱泼斯坦还觉得历历在目：“宋庆龄那时只有45岁，她是一位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位忠诚

　　奉献的革命家，我们大家把她当作慈母一般看待。”

　　有一次，爱泼斯坦和同住的小伙子艾伦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请宋庆龄来吃，宋庆龄欣然答应。爱泼斯坦和艾伦在高兴之余开始慌张起来——他们满屋子都找不到一块桌布来让这次午餐看起来更正式一些。最后，他们只好临时用一条干净的床罩来代替。

　　席间，三人边吃边谈论“保盟”和其他的事情。饭后，宋庆龄在表示了感谢之后逗趣地问：“你们中间哪一个是睡在这条床罩下面的？告诉我，我才走。”那一天，爱泼斯坦和艾伦在欢笑声当中送走了宋庆龄，他也因此与宋庆龄结下了长达40年的友谊。

　　特批加入中国籍

　　后面的日子里，爱泼斯坦多次深入抗日前线和根据地采访。到了1944年的5月，爱泼斯坦还作为中外记者团的一员，来到延安采访。在这次为期近半年的采访活动中，他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

　　而且，经过爱泼斯坦改写，新华社在延安向全世界播发了第一条英文新闻稿。

　　到了1945年，在同行中已经颇有名气的爱泼斯坦前往美国，任纽约《联合劳动新闻》总编辑，一去数年。

　　让爱泼斯坦遗憾的是，他没有亲眼看到新中国的成立；而让他兴奋的是，他却能为新中国做点什么。1951年的夏天，爱泼斯坦和夫人邱茉莉克服了重重阻力，先由美国转道波兰，再从波兰回到了北京，参加新中国的一份对外宣传刊物——《中国建设》的创刊工作。

　　这一来，爱泼斯坦就变成了真正的“中国人”，在1957年，周总理专门批示，同意爱泼斯坦加入中国籍；到了1964年，爱泼斯坦加入中国共产党。

　　文化大革命期间，爱泼斯坦同样未能逃脱厄运。“文革中很多‘红卫兵’组织请我去参加他们的集会或者在会上讲话，希望借此显示国际上是同情中国这场革命的。对于这类邀请我一般都会参加，只有一次我拒绝了——有一群红卫兵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邀我同去……”

　　因为爱泼斯坦的这次拒绝，为自己招来了厄运。不久，他和夫人邱茉莉被“四人帮”冠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北京秦城监狱，一关就是5年。

　　即使遭遇了不公正的对待，爱泼斯坦仍坚定他的信仰，他在自己的回忆录《见证中国》当中写到：“我从没有想过把离开中国作为一条出路。到了国境的那一边，在怀有敌意的新闻界面前，捶胸顿足地背弃我长期的信仰，然后在资本家的餐桌上赴宴享乐，这是我曾说过的抛下红旗、表示‘改悔’的逃兵表现。我对自己起誓：我永远不会那样做。”

　　直到今天，这位年过九旬的传奇老人，普通一兵，还在为着中国的事业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