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京

杨澜

余彭年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来到《新闻会客厅》。在介绍今天晚上的客人之前，我想先请您来看一个榜单，这是由公益时报公布的2005年中国内地慈善家排行榜的前十名。今天会客厅的嘉宾就是位列榜单第二位，去年一年捐出七千五百万的余彭年老先生。

　　余彭年，83岁，深圳彭年酒店原董事长。2004年，他辞去酒店董事长职务，成为一位专职慈善家。

　　祖籍湖南的余彭年早年在香港创业，并最终成为工商界亿万富翁，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内地从事慈善捐赠。

　　2003年他为帮助白内障患者启动了 “光明行动”计划，该计划将用5年左右的时间，耗资5亿元人民币，陆续对内蒙、西藏、甘肃、湖南、辽宁的白内障患者进行救治。

　　今年4月26日，“2005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发布，余彭年位居慈善家排行榜第二名，根据慈善家排行榜公布的数字，余彭年在去年的捐赠总额达到了7500万元。

　　主持人：您一年捐出七千五百万，不觉得心疼吗？

　　余彭年：做好事不止今天，我来国内已经做了二十多年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家乡也比较穷，湖南，医疗设备非常落后，我回去看一看，干脆不像样，病人又多，最后我给了两百万，1984年。

　　主持人：二十多年以前。

　　余彭年：二十年以前，能顶两千多万了，我把他所有的设备全部换了新的，我的目的能够帮助一些困难的病人，能够在困难里解救出来，我心里感到安慰。

　　主持人：有人有一些疑惑，说“九牛一毛”，就是说您一年捐七千五百万，肯定挣的比这多多了，只拿了一点点来捐，是不是这样？

　　余彭年：九牛一毛的意思是我很有钱，就拿一毛去捐，那就错了，我没有什么财产，我所有的财产我已经宣布了，我这个彭年酒店的大楼、我香港的房产，已经委托工商银行刚刚把这个数目已经公布出来，还不到三十个亿。

　　主持人：您总数不到三十个亿？

　　余彭年：我这个彭年酒店开业，整个大楼一共是五十七层高，有五百一十八个屋，所有酒店的纯利润全部做好事。

　　主持人：就是整个酒店的利润全部捐献，一分钱自己都不留？

　　余彭年：不留，做好事，除去开支，不留。我等于一只母鸡，鸡蛋用来做好事。而且还请求政府立案，这样我百年之后，政府要保证这个楼不能够变卖，不继承，光做好事。同时我同工商银行深圳分行签了一个长期合同，我所有的钱财都委托工商银行托管。

　　主持人：有人说您把整个酒店的利润都捐出去，只是说说而已的，因为您自己管理酒店，没挣着钱可以不捐。

　　余彭年：现在我是委托希尔顿酒店管理。所有东西都要交给他，他的权力比我大，当然我给他托管，每年要花一千多万的管理费，但我有时间来做好事，假如他不来管理，我没有时间来做好事。

　　主持人：为什么不留钱给儿女呢？

　　余彭年：我有两句话，儿子弱于我，留钱做什么？儿子强于我，留钱做什么？给他反而害了他。

　　主持人：但是儿子没意见？

　　余彭年：他们的太太多数都赞成，至少他没有公开反对，因为钱是我赚来的。我已经感到满意了。

　　主持人：那周围的人呢？比如周围朋友，包括员工，有没有说这老头有点怪？

　　余彭年：朋友当中也有的说这个得不偿失，有不妥的地方。因为国内做好事很难做，也有人劝过我要小心一点。

　　主持人：下一个问题，“麻烦”。中国有两句话，第一句叫树大招风，第二句叫做家财不外露，您把一年挣多少钱都暴露了，会不会给您带来麻烦？

　　余彭年：麻烦有两种，第一种，自从报纸登过以后，每天有几十封信来。都是要我捐钱，慈善单位占一半，我都有回信给他，我做好事是有次序的，这个钱有计划的，我基于你们的痛苦，我会同情，我还要安慰。第二个，我捐过十部救护车，结果发现有一半已经变成办公车了，所有的仪器都搬走了。里面装了八个座位，后来我查出来，我很不客气，我说这钱不容易来得，到香港打工出身，捐这个钱是我们用来救死扶伤的车子，你们来做办公车，实在不应该。我非常生气，要求当地政府把车子拿回来，但我不能拿到香港去，也不能够再变卖，这都不可能的，结果我把这个车子捐到我的家乡用，本想家乡靠得住嘛，结果他也挪作办公车用，没有去救死扶伤接病人，所以我感到非常烦心。

　　主持人：现在对于您来说，什么事情乐趣更大？做了一件好事儿，还是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

　　余彭年：比如现在这个“光明行动”，我买了五部美国进口的车子，治疗白内障的手术车。连仪器是三百多万到四百万一部，我现在已经做了五个省（区），西藏、内蒙、甘肃、湖南、辽宁，当地政府热情接待，老百姓认为这项工作不是锦上添花，已经是雪中送炭了。我每天晚上都跟光明行动联络，听到这个消息时非常开心，比任何时候都要开心。

　　主持人：您小时候也受过穷，一般受过穷的人会特别珍惜自己辛苦挣来的钱，您对钱怎么看？

　　余彭年：不错，这个钱来之不易，我是打工仔出来的，每一点都是血汗钱，不是暴发户。但是我对于后辈，现在他们一个月拿五千块钱。

　　主持人：您的儿子现在拿五千块钱一个月吗？在您的集团工作？就五千块钱？

　　余彭年：个个都五千，孙子也是五千。

　　主持人：就拿五千块钱您还不留遗产给人家？

　　余彭年：这个遗产儿子还是有监督权的，但他没有变卖权，他住的房子是我的，坐的车子是我的，工作、吃饭都是我的，他已经够了，他比我好得多。

　　主持人：您在那个财富榜单上排列第几位知道吗？

　　余彭年：财富榜他事先没有跟我联络过，我不知道排到底几名。但是不管榜上有没有，我也这样做。没有名声也要做。而且，我做了二十多年。

　　主持人：今年您位列第二位，明年您希望排名再往前走走吗？

　　余彭年：排名我不想，不过我尽力量做好事，这是我下的规定。我80多了，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主持人：介绍另外两位客人，组织这次慈善榜评选的《公益时报》的社长刘京，还有杨澜女士。刘社长，慈善家的排行榜是怎么排出来的？

　　刘 京：在全国七百多企业家基础上，一点点做出来的，数据来源一个是民政部门提供的数据。第二是各大公益组织提供的数据。第三就是媒体公开报道的一些数据。第四是本身《公益时报》和企业公民委员会，我们长期跟一些企业家打交道，自己有一个档案库，也有一部分的数据。第五部分就是企业家自己申报的数据。第六部分是上市公司，还有税务部门一些报表，也是公开的数据。这样我们在七百多家数据里面就检索到了三百多家，最后一共一百三十五位企业家入选。

　　主持人：最低的捐了一百万，最高的将近一个亿。会不会有一些人就遗漏在这个榜单之外了？

　　刘 京：有的，排行榜过程当中，比如浙江的企业家捐的数据是很多的，但是他们本身比较低调处理，所以有一些企业家，尽管捐了很多钱，没有入榜。比如说江苏有一个女的企业家，她捐了几百万，但是她讲所有的数据可以给你们，但这个榜单上希望不要有我的名字。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杨澜，据说他们也给你发了一个表格，让你去填，你到底捐了多少钱？

　　杨 澜：我不填。

　　主持人：为什么？

　　杨 澜：因为我觉得本来要做点好事也不是为了排什么榜单，你排了榜单以后，无论是上榜还是下榜，都会有社会上各种闲言碎语，把那个很单纯的一个初衷变得复杂了。

　　刘 京：的确有慈善家像杨澜一样，有这些想法，比方榜单里排位非常靠前的一个企业家自己捐，他得知自己排名非常靠前，要求把自己排到后面一点，排十名以后。

　　杨 澜：不想出头。

　　刘 京：作为我们来讲数据要客观，他就讲，既然这样就用我太太的名字放在上面，结果榜单出来的名字就不是这个企业家本人，是他太太的名字。

　　主持人：瞧人家都怕了你们了。

　　杨 澜：还有一些顾及，比如今年企业经营状况非常好，捐了很大一笔钱，但是经济也是有高潮，有低潮的，明年企业营利状况不好，一下捐少了，有人会说这企业不行了，这就给企业造成了负面影响了。

　　主持人：一百三十五个人当中，岁数，从事什么行业，收入状况有统计吗？

　　刘 京：有统计，按照文化程度划分，博士以上的5。15％，大专以上的65。98％，大专以下的28。78％。按照行业划分，房地产行业占的比重非常大，30。3％。按照年龄划分，三十到四十岁的占19％，四十到五十的占31％，五十岁以上的占50％，基本上年龄偏大一些。

　　主持人：我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呢？

　　杨 澜：人到了中年以后会想到，因果的关系，积德的问题，一个人渡过繁忙的中青年期以后，会特别强烈地感觉需要回馈这个社会，做善事。

　　刘 京：还有一点就是年龄比较长一点，文化程度高一点，跟本身创造财富的能力也是有关系的。

　　主持人：大家暗地里说一句话，很多人有钱不捐，自己偷着花，怎么看这事儿？

　　杨 澜：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阶段，很多上了财富榜的人还处于事业的上升期，一个企业在上升过程有很多风险，这些风险都是自担的，靠自己这点本钱，所以他有一种不安全感和风险感。另外一种就是怎样做慈善，通过什么途径做最有效，钱怎么样捐出去能够落到实处，这些顾虑和不信任感也是有的。但最重要的是没有养成这样一种习惯，就是赚到了钱一定要拿出多少来回馈社会。一些国际大公司，每年在定预算的时候，就会把需要做公益事业的预算纳入进来，所以在一年开始他就想好了，我要拿出多少钱来捐，捐哪几个方向的慈善事业。而中国的企业家还没有这个考虑，还是属于感情式随机冲动型的，而不是把这个事儿已经想好，这也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另外比如说减免税，我捐什么样可以减免税，中国的税也不低，本身企业要交很多税，我捐了以后也没法减税，这也是一个潜在的顾虑。

　　刘 京：一般的企业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原始积累阶段，在这个阶段企业拼命追求利润。第二个阶段就是追求规模，要整合各种资源，把这个企业做大。第三个阶段是企业公民建设阶段，中国的企业绝大多数还处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包括财富榜上很多的一些企业家，企业的本能嘛，追求利润，给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但做到企业公民建设这个阶段的时候，很多的东西自然也就规范了。

　　主持人：冲动型和单位组织型怎么向习惯型过渡？

　　杨 澜：一些专业基金已经细分到比如乳腺癌基金会、小儿肌无力症基金会，它非常专业，如果你特别认同某一个基金会理念，或者你有特别强烈的情感的诉求跟它吻合，你就可以长年参加它的活动，它可能每月都有一个慈善晚餐，比如在美国可花几百美金买一个座位，他本身的活动是有规律性的，我就会在一年的日程表上先把这些都定下来。

　　刘 京：跟慈善机构本身也有很大关系，慈善机构本身的信用，劝募的能力都，我是一个NGO组织，我怎么能说服人家，怎么能打动人家。

　　杨 澜：其实做基金会的人也存在着一些困惑，比如说怎样让自己的基金增值。第二，国外基金会必须有基金管理公司来管理，使得基金不仅保值，而且增值，有一套完善的财务系统。这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又存在一个直接的关系，就是说我这个钱存在银行里，反正也没什么利息，但是其实是已经贬值了，但是起码我不负个人责任。如果为了让它增值冒了一个风险去做了某种投资，或者把它交进了这个基金公司，这个基金公司倒闭了，我这可是血本无归，我怎么办？我怎么跟那些捐款人交代，所以我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就给它存在银行利，随着物价上涨，贬值就贬值吧，反正我个人没责任，这也是一种他不积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