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方有外交

　　众所周知，日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是最近100多年来的事情。在明治维新以前的19世纪中叶，日本与她一衣带水的邻居大清帝国几乎没有两样，积重难返暮气沉沉。如果不是美国舰队打破了东瀛九州的宁静，日本可能还会沉睡更久的时间。

　　日本决意推行明治维新的外来动力，不仅仅来自于西方列强的侵扰，还来自于一位著名的中国启蒙思想家——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卷帙浩繁的《海国图志》很快传入日本，对日本社会各界与维新阶层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遗憾的是，《海国图志》与魏源的思想在中国国内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楚才晋用”的历史典故，竟然那个历史节点重现。

　　推行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义无返顾地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随着其国力大增，日本开始对外扩张，通过发生在两个世纪之交的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分别击败了大清帝国和沙俄帝国，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日关系一直处于不对等的状态之下，直至上个世纪战争的全面爆发。

　　日本民族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这是导致历史上中日关系紧张的一个根本原因。中日之间的决定性战争最终以中国的胜利告终，1949年以后，随着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提升和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政治家奉行的理性态度，中日两国在1972年正式建交，那个时期的日本对历史奉行理性和低调的态度，基本得到了其他亚洲邻国的理解和包容。

　　但由于针对日本军国主义和原有政治体制清算得不够彻底，加上近年来日本对与其经济大国地位不对称的政治地位的焦虑，其右翼势力又有了复苏的迹象。中国的崛起给了日本巨大的心理压力，眼看着“老冤家”一天天地强大起来，而自身对“老冤家”的依存度却不断增加，日本右翼势力于是编造出了“中国威胁论”，企图遏止中国的崛起，重又回到“以邻为壑”的思维误区。表现在历史问题上，就是否定历史美化侵略，毫不顾忌中国方面的感受。

　　在今天，恰如在100多年前面临转型的时期一样，日本再次走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关头。但外部条件已经大为不同，中国早已今非昔比，日本的邻居不再是那个逆来顺受毫无还手之力的大清王朝。如今的中国，已经完全能够根据自身的利益来做出回应并在中日双边关系中掌握主动。

　　此外，在国际格局向多极化趋势发展，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新秩序亟待重塑的国际现实下，中国今次直面“外交挑战”的积极作为，也是“对称外交”与“实力外交”的一种有力体现。正如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在与日本外相町村信孝会谈时所指出的，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是非常危险的。道理很简单，中国的综合国力早已今非昔比，任何势力来挑战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都会付出代价。

　　外交的奥秘

　　吴仪与小泉原定的会面取消，这是一个突发性、偶然性较强的事件，不属于外交惯例，故而更引人瞩目。

　　国际交往的规则有“明示”和“默示”之分，即有些是明文规定的，有些是不成文的潜规则。突然取消已经约定好的会晤属于后一种，在国际交往史上并不罕见，但中方使用这种手段的时候并不多。1961年10月，苏共召开22大期间，赫鲁晓夫在会议上发动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新批判，当时率中共代表团参会的周恩来曾提前退场以示抗议。

　　根据成文的外交规则，如果两国发生外交纠纷，一般情况下首先采取的措施是交涉，比如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会上批评、召见大使进行抗议等等；第二个层面是外交制裁，如驱逐外交官或降低外交规格：由大使级变成公使级，公使级变成代办级；最严重的是召回大使直至断交。断交是争执双方的最后选择。

　　一般来说，“外交交涉”是常规动作，而在交涉中诸外交语言的使用则有相对固定的“习惯表述”。外交语言体现了一国对外政策，是捍卫一国利益的工具，含蓄、婉转、“话说半句”或使用多种“托辞”常是外交语言的特点。

　　同样是赞同，可以用“注意到”、“理解”、“不提出异议”、“同情”等不同分寸的语言表达；同样是关注，可以用“关注”、“严重关注”，“感到不安”、“深感遗憾”、“谴责”等多种词汇。向对方提出警告也有不同分寸，“正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是最常用的，而加上“保留予以评论的权力”甚至“将采取响应的措施”则是警告升级的表现，最严重的警告要就是要求对方在一定时间内满足要求的“最后通牒”。

　　事实上，外交语言所包含的内容，有些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例如：某国政府说对某事“表示关切”或“表示严重关切”，意味着该政府将采取强硬的步骤；说对某事“不能无动于衷”或“不能置之不理”，是向对方暗示如果事态继续恶化，该政府将予以干预；说“将不得不仔细地重新考虑本国的立场”，就包含着友好关系即将变为敌对状态的警告：中国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使用诸如“中国人民不能置之不理”、“不会袖手旁观”，和“中国人民是说话算数的”等措辞警告；说会谈是“有益的”，弦外之音是会谈并未取得具体成果；说某外交官“进行不符外交身份的活动”，则是指控对方搞间谍活动。

　　多边外交所使用的语言则更注意含蓄和婉转。联合国文件使用的语言多采用中性名词，如不说“敌人”而说“对手”。在国际会议上听别国代表滔滔不绝的发言时，不要被前面一大串客套话所迷惑，而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但是”所引出的真意上。例如，“本代表团对这个建议有着最大的同情，但是愿意指出……”，“我对某国杰出的代表怀有深深的敬意，但是我认为……”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拒绝”、“否定”、“不同意”的委婉表述。

　　外交表态，经常要刻意“笼统”，有些外交语言似乎是“废话”，但于外交官本人，则是经验丰富的标志。古代威尼斯使节的训令说：“使节应该用对任何事都不承担责任的一般性词句来表达一切。”对外交官来说，善于说“废话”也是一种本事，外交语言有时候就是“伟大的废话”。特约撰稿 吕义国 (马昌博 采访整理)

　　来源：时代人物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