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济南6月13日电（记者董学清）在沂蒙革命老区，一个叫崔维志的人在研究地方革命战争史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反映侵华日军实施鲁西细菌战的线索。他怀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进行了艰苦细致的调查，历时10余年，终于揭开了一个尘封近60年的黑幕：

　　1943年，侵华日军在鲁西制造了一次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屠杀中国平民数十万人。

　　所谓“鲁西”，源自日军发动这次细菌战的代号“十八秋鲁西作战”，包括当时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第一、第四地区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全部。按今天的地域对应，涉及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天津5个省市。

　　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记者在沂蒙山区采访了鲁西细菌战历史的发掘者和研究者崔维志。

　　一个偶然发现牵出大黑幕

　　现任山东省临沂市党史委主任的崔维志生于1954年，工作后一直利用业余时间研究中国地方革命战争史。1993年6月，崔维志和妻子唐秀娥背着简单的行李，到各地档案馆查资料。一天，他们来到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一部尘封已久的南京国民政府档案里，他们看到了这样的记录：“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山东卫河流域曾发生一次大规模的霍乱，国人死亡甚重。”

　　对抗日战争历史颇有研究的崔维志看到这简单的记录，敏感地意识到其中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黑幕：20世纪40年代初期，日军大量屠杀我抗日军民，1941年和1942年分别在湖南常德和浙江义乌实施了细菌战。1943年在卫河流域发生的这场霍乱，是不是日军实施的另一场细菌战呢？

　　此后3年间，崔维志先后到济南、聊城等地的档案馆查档，均没查到有关鲁西细菌战的蛛丝马迹。随后，他又赴北京、南京、上海等地，遍访曾在山东战斗过的老前辈。可所有的老首长都摇头表示，不知道鲁西细菌战这回事。在北京的中央档案馆里，经过半个多月的查阅，崔维志获得重大发现。在由抚顺日本战俘管理所转到这家档案馆的日军战俘1953年至1955年交代材料中，有一批关于鲁西细菌战的口供、笔供和检举材料，这次细菌战的策划、准备、实施情况和战后日军秘密调查统计的中国平民死亡数字全都包括在内。至此，鲁西细菌战的真相浮出水面。后来，崔维志又查阅到一批相关史料。根据日军战俘的交代，鲁西细菌战中仅24个县平民死亡人数就达42．75万人。

　　崔维志没有就此止步，为验证这些材料的真实性，他数十次深入到鲁西和冀南受害区进行民间调查取证，先后走访了400余名知情者。受害人血泪斑斑的控诉，进一步印证了这些史料的确凿。

　　2003年7月，崔维志的《鲁西细菌战大揭秘》一书出版，向世人披露了侵华日军实施鲁西细菌战屠杀中国平民42．75万人的历史。这一发现，引起了世人的震惊。中国社科院章伯锋教授说，鲁西细菌战是历史上被隐瞒的篇章，崔维志是这段历史研究的拓荒者。

　　鲁西细菌战真相

　　鲁西细菌战是日军精心准备、周密策划的一个大阴谋。日军战俘林茂美交代了“十八秋鲁西作战”的实施详情。他交代说，此次作战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和日军细菌战最高权威石井四郎亲自指挥。实施作战的是十二军第五十九师团，由师团长细川忠康具体部署。

　　1943年8月21日，石井四郎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作了关于“华北防疫强化对策”的报告。石井四郎在报告中说，因北京、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发生了虎列拉（霍乱），应禁止在上述区域乘车、乘船，这些地区的果物蔬菜也禁止外运。崔维志认为，这份报告使用的是隐词，发生虎列拉就是实施鲁西细菌战，禁止通行的区域即是实施鲁西细菌战可能蔓延的区域。此份报告实际上是实施鲁西细菌战的动员令。

　　林茂美供述：“第59师团防疫给水班，于1943年8月至9月间，在山东省馆陶、南馆陶、临清等地散布过一次霍乱菌。当时散布在卫河，再把河堤决开，使水流入各地，以便迅速蔓延。……细菌是我交给第44大队军医中尉柿添忍，再派人散布的。”

　　日军战俘菊池义邦在题为《我参加了最为野蛮的细菌战》的笔供中交代：“我作为第111大队机关枪分队长参加了此次行动，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实施了最为野蛮的细菌战，现承认这一罪行，并表示认罪。”

　　细菌战实施后的情景也有史料记载。据《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记载：“鲁西北……出现了大面积的灾荒，冠县、堂邑公路两侧、马颊河两岸约1500公里的土地上，形成了涉及莘县、冠县、聊城、堂邑4个县10余个区1000多个村庄的40万人口死亡的‘无人区’。”“军民们遇到了难以言状的困难……农村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景和‘早死有人埋、晚死无人抬’的现象。”

　　据日军战俘交代，通过陆地撒播和决卫河大堤，从1943年8月下旬至10月下旬，鲁西冀南24个县共有42．75万以上的中国无辜平民被霍乱杀害，日军制造了人类细菌战历史上最大的惨案。而这仅仅是部分受害区域的统计数字。

　　细菌战实施者交代犯罪事实

　　崔维志说，日军实施细菌战，违背国际公约和人道主义。因此，从一开始，日军就千方百计进行掩盖：部队一律称代号，违者“严惩不贷”；细菌制造、作战活动均打着卫生防疫的幌子，作战计划、命令和汇报统统使用“隐词”、反语；对配合执行作战的海陆空军官兵也严加保密，除少数高层人员外，其余官兵包括具体操作人员均不知自己所为。

　　日军战败后，山东细菌战部队在日军大本营的关照下，销毁杀人器具、罪证，携带相关资料率先潜回日本本土。1945年8月15日，具体实施鲁西细菌战的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在朝鲜向苏联红军投降。实施鲁西细菌战时任关东军七三一部队军医部部长的川岛清在苏联伯力审判中，交代了这一罪行。1953年至1955年，在我国关押的参与鲁西细菌战的一些日军上层分子和具体实施者也陆续交代了他们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