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社会统筹类的医疗保险和商业性的医疗保险是居民医疗保险的最主要来源，另有少量居民享有民政救济性质的医疗救助。据调查，在我国城镇居民中，有44.8%的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虽然这个数字每年都有所下降，但是，医疗保险的覆盖率仍然处在很低水平，特别是在人口众多而相对贫困的广大农村地区，高达79.1%的农村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这部分群体一旦生病，所有的医疗费用均需自己承担。

　　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河南省开封市政协副主席蒋忠仆代表在他的议案中替农民算了一笔账：按人均3亩多地种植普通农作物，一个河南农民土地年收入在千元以上就不错了。如果没有其他副业收入，一年中他的衣食住行所有开销都出自这里。而一个最普通不过的阑尾手术在大医院就需要花费一到两千元。

　　对策措施：医疗保险及合作医疗体制

　　针对农村医疗保障覆盖面很低的问题，我国政府在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出台了一项宏伟计划，即用8年的时间，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起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参保农民以户为单位，每人每年缴纳10元，中央和地方财政各补10元，作为合作医疗基金。参保农民生病住院，就可按比例报销部分医药费。

　　所以，当大病出院后的河南省济源市思礼乡南庄村农民贺中华领到5000元的农村合作医疗补助款时，竟有些不知所措：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终于实现了——农民治病，国家补钱了。

　　而在商业性的医疗保险中，如果按照出资购买者来划分，可以分成“单位购买的”、“个人购买的”和“单位与个人共同购买的”三种类型。城市、小城镇和农村三地居民相比较，在商业医疗保险的实际消费上，城市居民可以更多地依赖工作单位，而农村居民更多地只能靠自己。所以，我国政府在健全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方面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截至2004年底，全国已有29个省（市、区）出台了医疗救助政策，1003个县开始实施农村医疗救助。全国共筹集医疗救助资金11.8亿元，救助农村困难群众548.9万人。

　　卫生资源分配中的城乡差距不仅仅体现在医疗保险覆盖率上，即便在城镇地区，不同群体所能享有的医疗保险情况同样差别巨大。总的趋势是：学历越高、职业越良好的群体享有医疗保险的程度也越高，学历越低或外来打工的人群，其医疗保险程度就越低。

　　针对那些外来打工人群就医难的问题，据悉，深圳就专门为他们“量身定做”了新的劳务工统筹医疗方案，提出让劳务工每月花10元左右就可享受“住院”及“门诊”医保，深圳数百万外来务工者将首次拥有为他们专门制定的医疗保险制度。

　　专家把脉

　　症状：医疗保险远未达到“广覆盖”

　　诊断：医保体系不适应现阶段城市医保需求 　 农村卫生网已经“网破线断”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中心医院副院长祁吉认为，目前的医保系统既不能覆盖城市低收入群体，如民工及流动人口，又不适合城市的中、高收入群体的需求。

　　浙江省华东医药集团公司董事长李邦良指出，由于城市的个体劳动者没有医疗保障，经济陷入困境而无法缴纳职工社会医疗保险费的企业劳保医疗制度名存实亡；大量贫困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打工，他们往往无力支付疾病、工伤所需的救治费用而放弃治疗，因病致贫返贫现象屡见不鲜。

　　从当年上山下乡时的赤脚医生到今天的山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副院长、骨科主任，卫小春亲历了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制度的变迁历程。卫小春说，在计划经济年代，农村医疗合作制为新中国在世界上赢得了美誉，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还很落后，但是保障了农民不出村就能完成简单的打针、吃药等需求。近年来，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受到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由于地方财政不再拨付经费，致使这一医疗体系在很多地方早已消亡，甚至包括乡镇一级的卫生院不少也由于医疗器械装备条件太差，缺乏高水平的技术人员，陷入了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瘫痪境地。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民不需要合作医疗”，卫小春说，“恰恰相反，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农民反而比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农村医疗保障。”作为骨科主任，卫小春见证了太多的来自农村骨肿瘤患者及其他们的家属，为了治病，有的家庭被迫卖牛、卖房子、卖家具，甚至有去借高利贷的。一些人实在住不起医院了，只好一走了之，付不起医疗费，也无力再继续治疗。

　　处方一：医保体制应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

　　祁吉指出，可以考虑将现行医保体制分解为“初级保险”与“标准保险”系统。其中，“初级保险”系统投保的费用较低，为低收入群体提供较基本的医疗保障，对于民工及流动人口还可实行更灵活的保险措施。由于这部分医疗业务工作通常不需要高级的技术与设备，因此多数可在中、基层医院完成，也可以部分缓解“看病难、看病贵” 的问题。而“标准保险”则可以保持目前实施的投保费用与保险范围。另外，无论哪种保险业务，都应该改变目前很多医疗项目需事先审批的模式，这一模式不仅极不方便投保人的就医、延误医疗措施，而且也会造成患者的隐性开支大幅度增加。祁吉还特别提出，应允许医院对非医保医疗业务放开服务项目，使经济条件好的患者可以在医保体制外选择更多形式的医疗保障，同时也给商业保险公司更积极地进入这部分业务领域拓展了空间，使医保体系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这样医院也可以从中获得发展，并将新的技术、成果甚至是部分收益，回馈给“初级保险”人群。

　　处方二：加快建立社会医疗救助体系

　　李邦良建议尽快建立社会弱势群体的综合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对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的立法工作。尽快设立社会医疗救助基金，由政府专项拨款，卫生部门负责监督使用，基金同时吸纳部分社会福利彩票发行收入和社会慈善机构、团体及个人的捐款，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医疗救助。建立社会弱势群体医疗救助制度，对城镇下岗职工、城乡低保人群和特困残疾人群中的重大危急病患者实施医疗救助。救助对象在政府指定的医院治疗时，享受免费基本医疗服务。建立慈善医院和社会慈善救助机构。由政府发动，社会公益组织参与共同筹资，建立慈善医院，或在现有医院建立慈善窗口，让社会弱势群体也能享受到基本医疗服务。

　　处方三：亟盼新型合作医疗体制落户农村

　　卫小春说，解决“三农”问题，关键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小康不小康，关键看健康。现在国家经济正在高速度向前发展，但农村医疗卫生的投入却上升太慢，与之极不相称。因此，需要国家财政给予极大的倾斜和支持。当前应该尽快做到的是：

　　第一，尽快在试点基础上，实行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体制，国家拿大头，地方、个人拿小头，确保最贫困农民看病吃药等基本医疗条件能得到满足。

　　第二，适当引入商业医疗保险体系，确保农民能够实现大病医疗保障。

　　第三，国家应加大医疗技术条件好的城市医疗机构对农村乡镇卫生院的技术支持力度，使农民就近就便得到较好的医疗。

　　卫小春说，建立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体制是一项繁杂的浩大工程，但这是一项民心工程，是实践“三个代表”的最有力的体现，只有为9亿广大农民系上医疗保障这道安全绳，我们在小康建设道路上才可以飞奔向前。《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