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航把消息告诉了最早离开会议室、已经回家的鲍宇。

　　鲍宇想不明白的是，就在同年1月评选头一年的先进工作者时，自己高票当选。而这次选举，差不多还是风险处的这些人，自己却“高票”被选为缩编对象。

　　几个月后，审计署办案人员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一份当时鲍宇等人看不到的交行锦州分行的《建议风险处人员缩编的报告》。报告这样说，“风险处大多数同志能挺身而上，继续战斗。但有极少数人惊慌、颓唐，甚至退却放弃。更有甚者，他们利用工作之便，别有用心，大含杀机，私下搞整人的资料，写匿名信，打小报告。他们断章取义，无中生有，诬陷好人，挫伤了同志们的积极性，不仅耽误本职工作，而且极大地破坏了我处的正常工作秩序，更严重的是，这种恶劣行为干扰了分行党委的日常工作，损害了锦州交行的整体利益。我们交行人坚决不能答应和容忍！这些极少数人好比苹果箱中的几个烂苹果，若不及时清理掉，则全箱苹果都会被传染腐烂。”

　　“我始终认为自己去上级部门反映情况，是为了维护银行的总体利益”，但去总行举报的3位举报人，被按旷工处理

　　被“选”为待岗人员后的第二天，去交接工作的鲍宇在办公室碰到了同事刘某。鲍宇至今还记得当时自己对刘某说的一句话：“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

　　当天下午，刘某、董航拿着平时积累的材料聚到鲍宇家，商量怎么办。他们感到，事已至此，只得硬着头皮走。整个下午，三个人都忙着准备举报材料。鲍宇拟提纲，董航将证据分类，刘某写初稿。

　　“我从没写过那种材料。”鲍宇说，写出第一稿时天已经擦黑，总共写了四五页信纸，几个人都不满意。第二天一大早，三个人又聚在一起，将稿子改了一遍，内容主要是他们发现的造假核销假在哪儿。这一天，更重要的事情是，他们决定了上哪儿去举报。

　　“分析来分析去，我们决定先上总行，我们还想将来继续在交行工作。”鲍宇回忆说，“当时真没想别的，只要求不待岗，相关责任人能被处理。”鲍宇说，自己虽然曾经要求离开风险处，去别的部门，但实在不希望以这样的方式离开。

　　正好碰上暑期运输高峰，锦州已经买不到直接到上海的火车票。心急如焚的几个人一刻也等不及了，决定先坐火车到北京，再坐飞机到上海。

　　2003年8月26日，三个锦州分行的员工第一次以举报人的身份走进了交行总行。因为自认为材料准备得很充分，该反映的情况都说得差不多了，呆了几天后，三人决定于8月29日回家。

　　回家的头一天，8月28日下午，上海下着瓢泼大雨。要回家了，想起出门前家人都挺支持，但也挺担心的神情，几个人都觉得来一趟上海不容易，好歹也给妻儿捎点东西，于是就坐地铁去购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