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宇和他的两个同事,是一起审计大案的举报人,在举报过程中历尽艰险。目前案件已查实,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已进入司法程序,有关部门肯定了他们的行为,恢复了他们的工作,补发了被报复停职期间的工资。生活似乎应该恢复平静,但鲍宇却不认为事情已经了结,而执著地追求一种“隐姓埋名的生活”(6月21日《中国青年报》)。

　　鲍宇为国家挽回了上亿元的损失,要求异地安置完全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我觉得鲍宇他们举报的终极目的并不是想得到这些物质奖励,他们看重的是扶正压邪,这比任何奖励都重要。如果不从完善制度出发,从根本上解决举报人异地安置的安全问题,奖励价码再高,仍避免不了日后“应者寥寥”的尴尬局面。鼓励群众举报,就必须保证举报者的人身安全,这样才能使更多的人投身到举报的行列中来。

　　然而,从报道来看,鲍宇一而再再而三要到东北三省以外安置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他的内心世界无法平静。试想,如果他还滞留在沈阳的话,谁敢保证他不会“出事”?交通银行方面是这样认为的,既然连表彰通知都有了,甚至还发了奖金,就是表明了交行的态度,对举报人的举报行为是肯定的。但是,为何出现眼下这种“重赏”之下却让人尴尬的局面?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举报人的异地安置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众所周知,举报,尤其是实名举报,是“高风险行为”。可以这样说,对绝大多数“举报人”而言,他们能够勇于站出来揭发检举种种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绝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一己之私,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公民的社会责任感。试想,作为举报人,面对那些高高在上,权倾一时,嚣张狂妄,甚至于人性泯灭,草菅人命的腐败分子时,他们的个人前程,生存状况,乃至生命安危,还有其家人不是都面临着威胁么?如果我们不能给予他们放心放胆的保护与保障?舍此,再高的“奖金”对他们来说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得到奖励的前提是暴露身份,举报者所承担的风险太大。因此,我们在大力鼓励举报行为,给举报人更多奖励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从法律、制度建设的层面如何给予举报人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与具体的保障机制。给举报人创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氛围,在政治上以及安全保障、生活和工作待遇、家人的照顾等方面有政策上的对应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