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会员

　　22岁的景晓辉去年从运城农学院毕业后，就来到了农民协会，她在科技服务中心里给农民讲解农业知识，教授农民科学施肥用药。

　　在协会里，还有5个像景晓辉这样的大学生。从2003年开始，郑冰把寨子村的科技服务中心进行了拓展，在本乡增设了4个点，还到邻近的韩阳镇设立了一个点，每个点都有一个大学生。除了出售农药、肥料维持协会的正常运转外，这些点也向农民教授知识、发展会员。

　　协会每月只给这些大学生发200元的生活费。景晓辉说自己并不后悔。“看到农民吸取了我们的意见时，真的有一种成就感。”这些大学生刚到协会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认同他们。

　　“开始我们对他们是有偏见的，我们种了一辈子地，那些个娃娃知道啥。”今年50岁的梁镇荣说。但去年棉花收上来时，梁镇荣改变了对他们的看法。

　　在棉花地里，梁镇荣一直用锄头除草，在大学生的指导下，他用了氟氯磷除草，“地里一下子一根草都没有了。”由于用了优质棉种，往年每亩地只能收300斤棉花，去年一下子增加到500斤，梁镇荣家的5亩地多收入了3000元钱。

　　这些大学生还在着急，“有些人想改变他们真是太难了，他们想科技种田，但观念和意识一时又扭转不过来。”景晓辉遇到过一位叫谢养高的农民，他要买钾氨磷喷洒果树。景晓辉告诉他，钾氨磷是一种高残留的农药，用多了不好，但谢高养不听，说自己一直就是这么用的药也没见得有什么不好。

　　景晓辉现在还记挂着谢养高家的果树。她说，相信谢养高会明白的。“去年，农民协会将寨子村380亩地联合在一起，从西北农业大学引进了优质小麦种子，免费让农民播种，同样也有农民不相信。等收割上来，就有农民说后悔的话了。”

　　协会的难题

　　目前，农民协会的会员已经达到3800人，来自35个村。“我暂时不想再扩大了。要提高农民的素质有很多工作要做，先将这些人的工作做好再说。”郑冰说。

　　农民协会不收会费，所属的6个科技服务中心对会员有每袋化肥2元钱的优惠，还可以让会员们赊账，有了收成再还。但2002年到年底有13万的账没有收回。

　　“郑冰太累了。我们想帮她，又出不了什么点子。”农民协会副会长任淑烈说。她家在郑冰家斜对门，这几年她没见过几回郑冰正点回家吃饭。

　　现在，郑冰在筹划办一所农民学校培训会员，资金来源让她犯难。

　　6月19日，记者采访时，郑冰的婆婆又将老两口卖芦笋的1万元给了郑冰。6个科技服务中心每年盈利4万元左右，不能完全满足协会运转，去年她又贴进了1.9万元。

　　会员的赊账没有收回，科技服务中心在2003年需购进物资的时候没有贷到款，郑冰想出了让会员入股的办法。每股50元，每千元每月可以获得8块5的分红，每月5日兑现。

　　据郑冰统计，目前会员入股的资金有15万元。

　　这种会员入股的方式曾引起了金融机构的注意，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永济分理处和永济市信用联社曾调查此事，被永济市劝阻了。

　　永济市委书记潘和平说：“农民协会毕竟为群众办了一些事情，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先观察一段时间，而不要急于调查。”不过他也担心，万一协会亏本了，还不了会员的集资怎么办？

　　农民协会可否推广

　　蒲州镇党委书记李公粮提到了一个细节，去年协会注册时，郑冰他们想用“蒲州镇农民协会”这个名字，到镇党委出具文件时，李公粮没有同意，“这个名字我想留着以后乡里注册，让他们注册成寨子村农民协会就行了。”但最后，李公粮还是同意了。他的想法是，“这种组织对维护农民的利益是有积极意义的，具有推广价值。”蒲州镇的芦笋协会、棉花协会都纳入到了这个协会，会员已经扩大到周边乡镇的35个村。但其他的乡、村能否建立起一个这样的协会，没有人能回答上来。

　　邻近的韩阳镇陈村是一个1600人的村庄，农民协会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科技服务中心，也发展了一批会员。该村村民王武才说：“现在要组织农民也不难，关键是要有一个大家都相信的人，像郑冰那样的人我们村里没有，没有人能有这样的威信。”他的另一个看法是，农民关键是要看到好处，谁能给点实际的实惠就能将农民团结起来。寨子村的农民协会有科技服务中心，但自己村里没有这个钱。

　　村支书楼次军也有同样的看法：“如果上面给我们一笔钱，办个科技中心，我们这里的农民也能团结起来。”“在态度上，我们要积极支持协会的发展，但目前还不急于总结推广，先要冷静观察一段时间。”永济市委书记潘和平说。

　　他认为，农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组织化程度已经很低了。将农民组织起来的方式是千差万别的，但要因地制宜。据他介绍，就永济来说，目前有好几种方式，一种是龙头企业带动农民联合，一种是专业生产合作社的方式，比如西瓜协会、芝麻协会等，还有一种就是经济合作社，像过去的生产队一样，再有一种就是像郑冰的这种，不是专业的，主要以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为基础，另外还搞点实体。

　　“这几种方式不好评判说哪种最好，但郑冰的最可贵之处就在于她不仅将农民组织起来了，还同时对农民进行了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