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别斯兰人质危机是俄罗斯版“9·11”并非简单的类比。两起恐怖袭击自然同样惨烈，更具实质意义的则是它们分别改变了美国和俄罗斯人的生存方式，并且对两国的大政方针产生深远影响。所不同的是，在美国这一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政策方面，而在俄罗斯则意味着国家政权体系的重建。

　　接连发生的恐怖事件使俄罗斯人彻底丧失了安全感，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毫无防范地生活了

　　虽然车臣战争旷日持久且恐怖活动频繁发生，但俄罗斯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并没有给予恐怖主义威胁以应有的关注。民意调查机构的一份资料显示，直到今年4月，只有15％的受访者认为恐怖主义是国家面临的最严峻问题，更多的人则将关注点集中在犯罪率上升、物价上涨等问题上。

　　今年8月底至9月初接连发生的数起恐怖事件使俄罗斯人彻底丧失了安全感，人们感到车臣分裂势力似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发动恐怖袭击。面对残酷的现实，俄罗斯国民心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包括偏远地区居民在内的大部分人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规模终于有了清醒的认识，意识到再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毫无防范地生活了。

　　“国际恐怖主义已经对俄罗斯宣战”，“俄罗斯每一个乡村和街区都有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国家领导人的这些论断正逐渐成为全民族的共识。

　　普京的政治改革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执行权力体系，其影响力远远超出反恐范畴

　　恐怖活动给俄罗斯造成沉重打击，同时也暴露出俄目前的政治体制与“时代的挑战”不相适应的现实。普京总统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在9月13日的联邦政府扩大会议上指出，那些鼓动、组织和实施恐怖主义行动的人企图分裂俄罗斯，国家统一是战胜恐怖主义的首要先决条件。反恐需要动用国家的全部资源，为此必须强化执行机构的垂直权力体系。普京同时提出了政改方案：一是要改变联邦主体领导人（州长、边疆区行政长官、共和国总统）的产生方式，由直选改为联邦总统提名、地方立法机构批准；二是改变国家杜马（议会下院）的选举制度，取消独立候选人，杜马选举将改为单一的政党参选制。

　　同建立有效的内部安全体系及改善强力部门之间的协调等具体反恐措施相比，普京的政改方案受到尤为密切的关注。舆论指出，这是自1993年颁布苏联解体后的首部宪法以来，俄罗斯对政治制度进行的最重大的改革。它不但进一步强化了总统的权力，而且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执行权力体系，其影响力远远超出反恐范畴。

　　混乱的地方政权始终令克里姆林宫头痛，为加大反恐力度，只能改变联邦主体领导人的产生方式

　　官方报纸《俄罗斯报》发表长篇评论，对普京的政改方案做出诠释。文章写道，相当一段时间以来，联邦主体领导人如同金融寡头和有组织犯罪一样令中央政权感到头痛。地方政权虽然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但是并没有以民主的方式执政。相反，许多地区建立了独断专行的政权机构，地区领导人已经成为俄罗斯发展民主进程、更新社会精英阶层的一个主要障碍。文章指出，几乎所有地方领导人都控制了本地区的立法机构和媒体，他们直接参与或通过亲信瓜分财产，压制经济活动中的竞争。新近当选的地方领导人要么是借助了中央政权提供的行政资源，要么得到地区金融寡头及犯罪组织的暗中支持。在地方选举过程中收买选民或利用行政资源打击对手已经成为通行的做法。更有甚者，许多地方领导人甚至以本地区有可能出现分裂活动、发生族际冲突为砝码，向克里姆林宫发出要挟。文章认为，整肃混乱的地方政权始终被克里姆林宫视为一项中心任务。

　　在俄罗斯各级执行权力机构中，联邦主体政权的表现令选民最为失望，这一情绪直接影响了选民参与投票的热情。为了鼓励选民参选，大部分联邦主体不得不将地方选举同国家杜马和联邦总统选举合并举行，而地方选举的法定投票率竟被降低到20％至25％。全俄民意调查中心主任菲奥多罗夫明确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克里姆林宫不可能给联邦主体领导人更多的权限，不给足权限又不能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为了加大反恐力度，必须将联邦主体领导人产生方式由直选改为总统提名。

　　虽然党派林立，但大多数政党意识形态模糊、群众基础薄弱，普京改革杜马选举制度意在建立发达的政党体系

　　对国家杜马选举制度的改革也同政治现实密切相关。在民主浪潮的冲击下，俄罗斯一度党派林立，到去年底仍有46个全国性政党获得了参加国家杜马选举的资格。然而，大多数政党意识形态模糊，党纲“单调得令人沮丧”（普京语）。一些政党非但不去解决“国家及其公民面临的尖锐问题”，而是“为一些不清不楚的集团及商业利益服务”。另外，群众基础薄弱是俄罗斯政党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目前，议会第一大党统一俄罗斯党拥有84万名党员，俄罗斯共产党拥有18．6万名党员，“亚博卢”集团拥有8．5万名党员，而右翼力量联盟和自由民主党只有3万多名党员。

　　建立稳定的多党政治必须发展壮大全国性政党，这一点已经成为俄罗斯大多数人的共识。俄中央选举委员会决定，进入下一届国家杜马的政党得票率下限将由目前的5％提高到7％。分析人士认为，普京改革国家杜马选举制度也是为了扩大政党规模，建立发达的政党体系，进而巩固多党政治的基础。

　　在普京看来，只有通过“专横的手段”才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俄民众也期盼由“最纯洁、最勇敢、最聪明”的人组成的“政治特种部队”来治理国家

　　政改方案出台后立即遭到反对派的指责，“民主同别斯兰儿童一道惨遭屠杀”也成了西方媒体对俄报道的基调。

　　莫斯科出版的《独立报》发表文章指出，加强总统权力的计划早已酝酿成形，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为其正式出台提供了契机。实施新的选举办法后，联邦主体领导人将丧失独立性，地方自治也不复存在。正在组建新党的右翼力量联盟前领导人袴田将这一政治改革称为旨在消灭联邦制的“政变”。俄共在中央选举委员会的代表索洛维耶夫则认为，政治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普京结束第二个总统任期后继续执政铺平道路。

　　不过，对普京迷恋权力的指责并不具有普遍性。即便是反对政改方案的政论家也大都认为，普京胸怀“历史使命感”，他试图通过重组政权体系来应对国家面对的各种威胁。莫斯科卡内基中心舍夫佐娃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她发表评论说，普京不相信俄罗斯在现有条件下能够建立起有效的民主政体，担心“放松缰绳”后将无法控制局势，甚至会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在普京看来，只有通过“专横的手段”才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其实，早在今年3月普京刚刚重新当选总统后，《消息报》就以《现代化替代民主化》为题预测了俄罗斯政局走向。文章指出，普京毫无保留地踏上了自上而下改革的传统道路。他将按照自己的意志甚至通过强力行动推动国家进步。这是普京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做出的最重要选择。俄罗斯民众中间广泛存在着一种期盼，那就是由“最纯洁、最勇敢、最聪明”的人组成的“政治特种部队”来治理国家。普京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建立了强大的政权体系，试图通过让强力派进入政界建立一支能够推进改革的队伍。普京领导国家靠的是“手动操作系统”，一切都由他本人说了算。联邦政府、国家杜马、地方政权和社会活动家都扮演着“技术员”的角色，全是为了完成总统的指令。然而，一个人即便是天才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俄罗斯需要按照“一定的原则”而不是“盲从情绪”建立起来的政权体系。

　　俄民众希望通过扩大总统权限来解决迫切的现实问题，但在这种民主模式下，总统本人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和风险

　　政论家特列季亚科夫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说，在俄罗斯，民主价值观受到普遍质疑。在大多数人看来，正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民主进程加剧了贫困。面对严峻的挑战和地方选举被操纵的局面，整个社会感到疲惫不堪。人们希望通过扩大总统权限、实行“全民投票制民主”来解决各种迫切的现实问题。在这种民主模式下，总统本人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和风险。为此，总统不仅需要较长的任期，还必须不停地向社会展示其执政所带来的各项成就。更为复杂的是，将来从“全民投票制民主”向正常的民主形式过渡将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进程，甚至会出现社会动荡。作为一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特列季亚科夫在完成了学者式的思辨后，最终还是选择了支持政改方案的立场。

　　特列季亚科夫这种复杂的心态具有十分广泛的代表性。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55％的受访者对俄罗斯民主现状表示不满，但是大部分人并不想放弃刚刚萌芽的民主、重新退回到苏联时代。

　　历史时刻的责任担当者

　　在俄罗斯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人质事件发生后，普京总统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加强反恐斗争，被一些媒体称为“普京新政”。所谓“普京新政”有三个特点，一是加强国家体系中中央集权成分，以利统一协调指挥全国的反恐行动。二是对车臣恐怖分子采取绝不谈判、绝不妥协的态度。三是宣布了“先发制人”的战略，即准备在必要的情况下，在世界的任何地点对恐怖主义先行攻击。

　　尽管西方大国的官方表态是支持普京反恐，但西方媒体对“普京新政”反应强烈，认为普京加强俄罗斯中央集权是民主体制的倒退，是走向独裁，云云。

　　世界上很多事情的发生和演进是时势使然，很多政策的提出是形格势禁的产物，并非个人的主观意向选择。看“普京新政”，恐怕也是要从俄罗斯当前的时势出发，要分析它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而不是硬套某个所谓“普世价值”。

　　俄罗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进行了以“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为取向的改革，其后果是：苏联联邦国家解体，其后继者俄罗斯也陷入很长时期的政治动荡和民族冲突中；经济上经历了10余年的大幅衰退，多数人生活困苦。在精神上，俄罗斯精英阶层对西方模式感到相当失望，大众有较强的怀旧情绪。

　　普京执政以后，面对动荡的政局、衰退的经济和“苦乱久矣”的人民，其必然的选择是强化国家权威，恢复社会稳定，实现经济复苏。普京的政策与俄罗斯的现实需要和人民期盼是一致的，其行事风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因而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他本人也获得极高的政治威望，其个人形象成为当下俄社会凝聚的支点，而不是多党体制。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当车臣恐怖分子多次制造血腥恐怖事件后，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普京采取强硬态度，“治乱世，用重典”，是理有所致，势在必然。而强化中央集权，完善国家机器，这与普京4年来的政策方向也是一致的，不知西方媒体为何要大做文章。

　　西方媒体在评论国际事务时常有一种“文化中心主义”倾向，即以自己的价值体系去诠释一切，而不是分析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特定时势。此外，西方媒体在运用自己的“普世价值”评论一切时，又常运用功利性的双重标准。例如，当年莫斯科发生炮打议会大厦“白宫”事件时，西方媒体并无多少批评，尽管这一事件显然有违西方的政治价值。又如，美国在反恐中制定了许多限制个人自由、有损个人尊严的措施，但其媒体对之均采取了认可态度。所以，对西方媒体的评论，要看到其局限性和功利性，要对其有一些分析和批判态度，起码不可全信。

　　从地缘上，俄罗斯是个欧亚国家，从历史文化上看，俄罗斯也兼具东西文化的双重特征，是所谓“双头鹰”，一个头向西看，一个头向东看。或许，这一特征使俄罗斯必须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形成自己独有的社会模式。普京正是这样一个历史时刻的责任担当者，他不但要解决国家的方向问题，还要解决具体的路径选择和行为模式问题。政治家的论定是需要时间的，是历史的产物，因为政治毕竟是行的艺术，而不是言的艺术。

　　人民日报 吕岩松 黄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