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台北六月二十四日电 题：日裔学者谈“高砂义勇队”

　　中新社记者 刘舒凌 路梅

　　一个炎炎夏日下午，位处台北市东南郊的台湾政治大学校园，记者在半山腰上季陶楼日语系办公室中见到藤井志津枝教授——一位人称“温柔贤淑且很调皮的史学家”时，她正字斟句酌地与助手计较一处日语文献的中文表述。

　　带上数件原始资料，傅琪贻(藤井老师正努力推广的中文名)在校园里爽快地接受了采访。

　　对于十几天前和高金素梅及六十多位原住民前往日本，傅琪贻强调自己是“协助”而非“参与”，因为原住民并不懂日语；最重要的——她是熟悉“高砂义勇队”故事的少数人之一，而且希望见证历史。

　　“高砂义勇队”是怎么一回事，多数台湾人头脑中也是一片空白。一九四二年日本开始在太平洋战争中遭遇失利时，日本殖民者将经过“洗脑”教育的台湾原住民的后代组织起来，投入到南太平洋上新几内亚等岛屿。傅琪贻这么表述：一九四二到四三年间，少则六千、多则上万的原住民青年分七到八批进入严酷的热带丛林，分散地参与军事或非军事行动，并掩护十六万日军主力撤退。许多青年就此战死在南太平洋。

　　起初，他们被日本人称为“高砂挺身队”，接受短暂军事训练(第一批受训两周)后投入巴丹半岛争夺等战斗，以及开凿道路、输送物资，后因表现优异改称“高砂义勇队”。

　　傅琪贻说，原住民忠诚善战，原本所期待的是以战争中的表现改变当时在台湾低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但战争失败了，他们完全遭遗弃。因此，她在田野调查中听到，从“义勇队”生还的老人多少年后仍愤恨难平：“日本政府为什么不道歉，太没出息了。”

　　一九六0年十月，靖国神社未征得台湾“义勇队”遗族同意，将战死者名字列入神社“合祀”，十七年后才发函告知。傅琪贻说，其实当年夏天，就有少数家属前往日本要求“除名”，结果生气而回。

　　她诚恳、细心措辞地解释，在原住民的信仰中——“流落在异乡的灵魂，不把他带回安顿下来，一家人的心就会不安宁，对族人的未来也不利，无法兴盛。”“这是精神层面的，不是做秀”。

　　何况从牡丹社事件开始，到所谓“理蕃”、雾社事件，屡屡杀害台湾原住民的日本加害者也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加害者与被害者怎么可以放在一起？”

　　去靖国神社“迎祖灵”，傅琪贻说，各部落原住民代表想做的很单纯——穿上民族服装、以各族语言，用各自祭拜方式，和里头的祖先打声招呼，安慰这些灵魂，表达子孙对他们的怀念；除名毕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台湾原住民代表被日本右翼挡在神社一公里外，以致他们的简单愿望也实现不了。

　　不过所做一切没白费，傅琪贻在那几天里发现，日本国民因为这个事件，头一次了解到供奉在靖国神社的两百多万灵位并不都是日本人，有的还是未经家属同意就被放进神社的外国人，产生疑问“怎么会这样”。

　　因为采访的关系，记者读到名为Amuy的一位泰雅族人在迎“祖灵”事件期间写下的一段文字：“或许Ciwas(高金素梅)委员与部落老人在日本还会继续受到台湾自家人的挞伐与政府的冷眼旁观，但我会在部落里默默祈祷他们能顺利除去祖先之名、平安回到部落。”

　　“假如日与夜可以并存，假如水与火可以相容，或许也可以将祖先的名字刻在侵略者的日本靖国神社中”。“原住民的祖先不是日本人，更不要受到异族信仰与文化的囚禁”。傅琪贻也说，要求“除名”，不因一次失败而告终。

　　傅琪贻，二十五岁时来台北，偶遇台湾原住民青年，惊讶于现实中还有人完全不能与社会相融，对此难以忘怀。她投入研究台湾原住民二十多年并嫁给了台湾人，“因为学术良心”对日本占领台湾时期施行的政策做了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