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0年至今,在媒体推动下,每年都会出现几个“政治明星”,他们具备一个明显的特质:敢于向公众表现个性化的一面,并乐意用更具亲和力的话语向公众阐述在执政过程中的得失以及遇到的困难。

　　睿智,敏捷，跳跃性思维,超常规决策，独特的作风，诙谐的语言,这是个性化官员的特征。他们张扬个性,彰显特质,摒弃复印机、传声筒式的领导方法，把党的方针政策化解为生动活泼的社会规则。他们从言词、形象到举措、思路,正慢慢地从过去的四平八稳中走出来。

　　他们为何能够涌现，他们的出现意味着什么？为此，《瞭望东方周刊》采访了两位专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杨凤春和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胡伟。

　　“制度化”更重要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体制内对个性化官员的评价不一，那么对于公众来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官员？

　　杨凤春:官员能给公众带来什么，这个问题最为关键。这个问题如果解决的好，公众的期待就能从现实中得到。政治家是处在政治共同体底层、以专门吸纳公众利益要求、并通过专业职责和技能，把单个、局部的利益要求变成法律和政府政策的人士，是公众利益的看护者、代表者。而官员是具体执行政府政策的专业技术人员，其行为准则是对上负责。对下还是对上负责是政治家与官员的分水岭。

　　一些个性化官员引起广泛关注，我想这与以前官员的模式化形象有关，偶尔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就脱颖而出了。据我所知，媒体比较喜欢的个性化官员，在体制内往往有争议,比如山西的吕日周。

　　胡伟:现在一些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其实不是制度化造成的，恰恰是人治的表现,有人说,只唯上的官员经常会庸庸碌碌,没有个性;反过来，有个性的官员往往会给老百姓做点事情，如果是这样一种含义上的个性,我们是应该提倡的。

　　邓小平同志1980年的“8.18讲话”讲得很清楚，“制度好是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是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是需要好人还要好的制度，毫无疑问，邓小平认为好的制度比好人更加重要。第一，好的制度会对坏人进行严密的防范;第二，如果这个人确实不行，制度会淘汰他。

　　个性化官员过去就很多

　　《瞭望东方周刊》:官员的个性化在执政党历史上是不是一直存在？

　　杨凤春:确实如此，毛泽东时代就会让地方官员在地方做一些试验，后来好多政策变化都是从地方搞起来的，我不觉得现在和过去有什么质的变化。

　　现在这个转型的社会比较复杂。以前媒体对于官员的评议并不多，现在有很多媒体可以对一些官员“说三道四”了，相应的，官员也想显得自己开明一点，特别是官员在无法预知社会公众反映时，执政形式的多样化就成为一种趋势。

　　《瞭望东方周刊》:个性化官员是否也有时代特征，每个年代都不乏每个年代的烙印，贺龙、陈毅、项南、任仲夷，都是中共历代个性化官员的代表，现在的官员和以前有什么区别？

　　胡伟:从毛泽东、陈毅到项南、任仲夷都属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制度化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人的个性、气质、魅力可以得到相对充分的体现，豪爽，敢作敢为,这是他们的特点。他们是比较有理想的一代人,哪怕是犯错误也是真诚的;现在的人现实主义多了一些，理想主义成分少了一些。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悦/上海报道